French engagement versus British commitment. Was it interlingual miscommunication or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BSTRACT

The efforts undertaken to establish the contemporary European Union started many years earlier. The history of establishing a pan-European organization is interesting not only for historians and economists but also translators and linguists as it is the history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negotiations and agreements). One such negotiation was allegedly ineffective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French term engagement and its English equivalent employed by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that is to say the English term commitment. The authors aim at presenting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negotiations and the social semiotic analysis of the terms in question in order to provoke the reader to find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negotiation was broken due to interlingual miscommunication resulting from erroneously chosen equivalent or it was destined to failu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due to socio-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of negotiating par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at goal, the authors have analysed notes exchang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in course of negotiation. The history of negotiation and the linguistic analysis are combined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semiotic implications of the contextual dependence of meanings of terms and their dynamic evolution in time and space.     

后土地财政时期减支增收的财税法律规制

后土地财政时期出现的财税现实困境暴露出过往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究其根源,无疑是现存财税制度的供给无法有效应对后土地财政时期的预期。面对财税领域特别是地方财政增量减少的窘况,并不能一味以外延式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方式来解决。应以财税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导,转变“全能政府”的传统观念,运用财税衡平理念和理论,强化内涵式减支增收财税法制供给与实施保障。只有矫正过往稀缺财税资源粗放使用的痼疾,使财税资源集约化配置,才能产生有效率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功效。应通过财税衡平法律机制的纠偏,优化财富分配的社会实质公平效能,最终实现新时代社会和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目标。     

法的现代性：一个虚构的理论神话

在当代中国，法的现代性理论虽然已成为一个引入注目的学术板块，但是，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再审视。一方面，从现代性本身来看，它其实是一个虚构、虚拟的概念，而且已经异化成为一个符号化的图腾。另一方面，从现代性与中国法律、中国法治的关系来看，在历史上，法律移植虽然持续不断，但百年中国的法律移植与现代性无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性虽然有力地塑造了中国的法学理论，但它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塑造能力相当微弱，真实生活中的法律与法治只能按照实践本身的逻辑来演进，现代性不足以牵引中国法治实践的方向。这两个方面表明，虽然现代性这个词的价值与意义不容全部抹杀，法的现代性理论依然只是一个虚构的理论神话。     

中国古代关于穆斯林的法律制度及其变 迁

穆斯林在中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中期。自唐代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古代中国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制度，穆斯林也在中国古代法律的变迁中逐步融入中华民族。     

我国公共租赁房可持续发展的法律监管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住房保障问题也成了我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关注的焦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大力建设,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观。但是商品房的价格日渐走高,＂夹心层＂的住房保障问题也日益突出,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条件也亟须改善。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建立健全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的法律监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需求。     

论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在国际私法中的表现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哲学视角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表征，一种新颖独特的价值观。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对国际私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排斥统一性，强调差异性；否定普遍性，强调多元性；反对确定性，强调多变性。     

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初步考察

与学派之争无关的主客观争议,有必要从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予以剥离。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其意义可分为两个维度。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涉及刑罚对象的争论,即刑罚的对象究竟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乃是在不法论意义上而言,即不法的成立是根据行为的客观面或是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进行判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在我国刑法学中尚未真正展开,双方的论争缺乏针对性,且在概念的指涉与运用上充满混乱。就我国刑法的立场问题而言,有必要根据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不同维度进行立场选择。在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客观主义;在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受客观主义严格约束的主观论,即一种以法益侵害为基础的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     

调解兴衰与当代中国法院政治功能的变迁——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81年-2010年)为对象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调解制度经历了"着重调解———自愿调解———调解优先"的过程。在着重调解阶段,法院具有动员人们参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法律现代化的进程,消解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众脱离政治依附性的离心力的政治功能;在自愿调解阶段,法院具有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法律现代化这一基本方向的政治功能;在调解优先阶段,法院具有重新恢复民众对于社会现代化和法律现代化信心的政治动员功能。     

论隐性加班及其法律规制

管理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企业效率的提升，然而这非但没有使普通劳动者从烦冗的劳动中得到 解脱，反而加剧了隐性加班带来的困扰。在这一现象背后，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依然持续地承受着工作上的负担, 使其个人生活逐渐陷入物化的处境，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日渐加剧。研究认为，在资本与科技的相互交织之下, 法定的工时标准及其民主管理方式逐渐被重塑和弱化，制度的漏洞又在现实中降低了加班的法律保障力度。这 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隐性加班泛滥的成因。研究建议，对隐性加班的法律规制，应当以规范雇主权力的运行为核心, 妥善处理职工民主管理与企业劳动管理之间的关系，并确定合理的加班认定标准，从而促进劳动者工作与生活 的平衡。     

劳动人权与法律规范下的劳动自治

劳动人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每个人都享有与生俱来的劳动权利。应当平等保障所有劳动者的劳动人权,以体现劳动价值。在此法律规范下,劳动自治作为意思自治在劳动关系领域的反映,体现了劳动权的契约自由。应允许符合劳动伦理的劳动力自由交易行为。国家应在国际劳工标准基础上,建立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的劳动年龄制度,顾及未成年人和退休人员的劳动需求。法律对劳动权利应当保护性限制,而非限制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