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要充分发挥德治与法治这两种调控手段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使之相互渗透、功能互补,必须努力做到道德法制化和法律道德化.一方面,要把道德义务按照立法程序转化为法律义务,赋予道德基本要求以国家的强制力;另一方面,法律要始终以道德信念、道德教化为基础,尽可能使道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相统一.     

中国高等教育几个问题的思考

如果换一个角度进行观察与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就有了不同的答案.进入新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除了满载的业绩硕果外尚附着一系列顽症、难题.办学的自主权、德育的有效性、决策的随意性、法制化进程与中介的建立、无法再回避的质量矛盾以及产业化的误区等问题,势必成为"十五"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阻碍因素,理应给予高度的关注.     

浅议秘密侦查之立法

秘密侦查手段是对付走私、贩毒、贩运假币,有组织犯罪等无被害人的隐蔽性、复杂性案件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侦查措施。然而,秘密侦查措施由于其方式的隐蔽性,手段的技术性,视角的穿透性等特点导致了侦查机关在实施秘密侦查时不规范,秘密侦查手段的效率难以发挥。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的经验,对秘密侦查在立法上进行授权,对秘密侦查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进行规定,尽快制定有关法律,把秘密侦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法治化初论

干部人事制度法治化即“干部法治”应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领域的基本宪政原则。长期以来,实践中存在将“党管干部”与“干部法治”对立起来的误区,并导致“荐举委任制”大行其道及一系列严重弊端。认真总结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30年干部人事制度法治化的基本经验,深入研究“干部法治”原则的主要内容、制度安排和实行路径,创建既体现国际先进水平又富有中国特色的干部人事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解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主题。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有力保障。法治体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方面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杠杆。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就必须实现国家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的法治化。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因为法治是国家的法律之治、现代之治、有效之治、稳定之治、长久之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入手,深入开展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     

略论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

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指我国的劳动关系形态和调整劳动关系的模式正在从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国有企业改革与经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影响劳动关系变化的三大体制性因素。当前中国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基本完成,劳动关系的法制化逐步加强,劳动关系的全球化初显端倪。劳动关系基本面的特征已演化为劳资关系,劳动关系所覆盖的人口已成为中国人口结构中的主体;劳动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欧亚经济联盟运行机制及其法治化路径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近年来一个新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已经成为推动欧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以《欧亚经济联盟条约》为法律基础,并形成了以决策机制、关税同盟、争议和纠纷解决机制为主要内容的联盟运行机制。在具体运行中,由于大国政治、经济因素,决策机制出现了俄罗斯主导倾向,关税同盟存在着统一关税执行难、关税分配不平衡的困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司法主权冲突问题。发展欧亚经济联盟需要将其运行机制朝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包括夯实联盟运行的法治化基础、强化主权平等下的决策机制、利益合理分享的关税同盟,以及联盟与成员国司法权平衡。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一带一路"具有极大影响,在法律框架下将两大项目对接是共同发展的最优选择,也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共赢的法治途径。     

再论人民监督员制度构建的应然之维

检察机关为了回应社会“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质疑，创立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经过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该制度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功效。但是由于法律依据的缺位，以及该制度设计中存在的缺陷阻碍了该制度功能的进一步发挥。从应然的角度看，实现该制度的法制化和外部化是该制度追求的终极目标，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完善的制度构建，进一步明确人民监督员选任模式、监督范围、监督程序以及监督效力。     

浅谈代孕有限合法化之依据

当今社会上的代孕需求实属客观存在,代孕作为人类生殖辅助技术应用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解决生育相关的医疗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概言之,代孕行为合法化确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不同类别的代孕行为因其不同性质应加以区别对待.我国法律制度"一刀切"式禁止代孕,实际上不利于解决现实中广泛存在的代孕现象所产生的一系列法律问题,更难以保护相关...     

Equali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DS) System: Analysis of the GATT/WTO Dispute Dat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istributive aspects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DSM)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Even though the strictly binding dispute settlement (DS) system can operate in an unbiased way and thereby minimize power disparity among disputants, in general, the content of law on which the whole DS system is based is favorable to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system. This study of the WTO DSM demonstrates that (1) the procedural/substantive dispute outcomes of the WTO are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power disparity between disputants (thus, enhancing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nd “protecting the weak”), but that (2) the strict substantive provisions and the newly included provisions of the WTO agreements are advantageous to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isadvantageou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us, increased inequality in the content of the law).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legal DSM, we need to combine an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legal body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