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多党合作中的互相监督关系--我国政党制度中几个基本关系探讨之三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我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互相监督既是这一方针的重要内容,也是多党合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体现;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形成的政党之间的高层次政治监督;是以提意见、作批评为基本形式的非权力性监督.要坚持共同的政治基础和衡量标准,以发扬民主和完善机制作为增强民主监督有效性的基本取向,不能搞民主监督法律化.     

沉默权制度及给我们的启示

沉默权制度起源于17世纪英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司法人员的讯问可以保持沉默而不自证有罪的刑事诉讼权利。沉默权制度是英美法系中一个重要制度,在我国尚没有明确规定。赋予被告人沉默权是法制化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侦查行为法治化的制约因素及其克服

侦查行为法治化,是侦查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它受到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主观因素包括：需求与动机、法律知识、守法愿望、侦查能力等;客观因素包括：立法、体制、群体压力、资源供给等。研究并克服这些制约因素,对于推进我国侦查法治化意义重大。     

论“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遏制

政府部门立法或人大委托政府部门起草法律法规时，政府部门往往会将自身权利最大化、自身义务最小化，把不正当的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夹带进来，从而导致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出现。部门利益法制化使得当前相关的立法质量得不到切实保障。在中央和地方立法中，部门利益容易导致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不平衡，权力与责任关系的不协调，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不一致。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社会多元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其必然又带来中国立法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利益博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法律法规公正、集中地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遏制“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拓宽法律法规起草渠道、规范法律审议程序、立法公开透明化等具体措施可以从源头上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     

叙事立场的涉诉信访成因及对策研讨

涉诉信访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体现,当下,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诉讼制度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涉诉信访成为公民行使救济权利的手段。这使涉诉信访的功能定位发生偏移,更因为涉诉信访缺乏规范化而破环了法治,助长了人治因素的滋生,与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格格不入,因此,将涉诉信访纳入推动法治建设的轨道,发挥其应有之功能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     

政治参与法治化问题探析

政治参与法治化是借助法律权威彰显政治参与价值并规范政治参与方式的过程和状态，它包括参与价值的法律弘扬和参与形态的法律规置两层含义。政治参与法治化不仅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又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还有助于促进权力的规范运行。只有通过制度建设、主体培育和环境塑造三方面的努力，才能把握实现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基本路径，从而推动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发展。     

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制化

财产申报制度是基于"官员隐私权受限"的理念并建立在"性恶论"的假设之上的.将财产申报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对于腐败的预防与惩罚、公职人员的自我保护极为必要.在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制化尚需要调和观念上的冲突,走出认识上的误区,并借助严谨、协调的立法方能实现.     

毒品“合法化”论批判

毒品“合法化”问题一直以来是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在禁毒领域争论的一个热点。支持毒品“合法化”的观点尚须分析，其理论依据可资批判，不能因为毒品“合法化”理论片面的合理性，就否定人类对待毒品的另一种理性态度——禁毒。如果仅仅因为能够消除毒品黑市、减少政府对禁毒的投入而改变毒品是否合法的属性，可能整个社会将会为此付出更多、更沉重的代价。     

政社关系的理顺与法治化塑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与进路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失衡错位的关系是社区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因此,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是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重点,而法治正是理顺这一关系的重要工具。法治规则能明确地限定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路径,并控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基本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存在的指导、帮助与支持关系,分别对应了政府的监管、兜底与培育责任,并限定了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基本界限。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为空间广阔。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法律赋权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的可为空间。     

我国体育行政管理法治化对策研究

依法行政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成败的关键,也是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关键。体育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既需要体育立法与执法的完善,也需要体育普法和监督的加强。本文结合我国体育立法、执法、普法和监督的现状,分析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促进我国体育行政管理法治化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