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职业地位变迁的性别差异——基于全国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城镇居民职业地位变迁过程中的性别差异是当前性别不平等的重要表现。通过对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分析，本研究从职业类别、职称、管理级别、国家行政级别、主管／挂靠单位级别和单位类型等方面探讨了城镇居民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的性别差异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在职称的变动、管理位置的变动、行政级别的变动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较之女性具有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职业地位变迁过程中，不同性别的居民还是存在多方面的差异的，男性具有更大的优势。     

城市房屋拆迁中司法强制执行问题的法律思考

拆迁引入司法裁决机制,可以通过司法的力量,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给行政权力在拆迁中戴上法律的枷锁。本文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有关司法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入手,分析司法强制执行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价值、启动的条件、现实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由此提出完善这一制度的建议,旨在能有效解决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司法强制执行出现的问题。     

上海职工队伍状况评价研究

五年一次的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是全面了解职工队伍总体状况、变化特点和发展趋势的重要举措。2017年6月,上海启动第八次上海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利用此次调查获得的数据,通过构建评价体系,采用无量纲化方法对上海职工工作生活情况进行打分,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测度不同特征性因素的影响程度。从整个评价分析结果来看,各模块的得分存在较大的差距,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同样非常明显。性别、婚姻状况、户籍作为求职过程中简历筛选的主要因素,对于职工队伍状况评价的影响相对较小;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岗位等三个因素的影响则更为明显,代际差异、学历鸿沟、岗位壁垒尤为显著。     

枉法裁判罪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浅析

枉法裁判罪的主体只能限于对具体案件负有审判职责的审判人员及主管人员，其他人员参与枉法裁判行为的只能成立共犯且不能成为共同实行犯：合议庭成员明知却放任其他成员实现枉法裁判的应认定为本罪的共犯；上级人员强令枉法裁判需根据其是否具有主体身份进行认定；对于审判人员受贿而枉法裁判的应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进行处理。     

从检察权配置论审判监督的难点及对策

我国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工作流于形式，效果不佳。其表面原因在于主观上的监督意识缺失和客观上的监督方法的缺位，根源在于检察权配置问题。本文从检察权配置的角度对当前审判监督工作的难点提出自己看法，并对改革发表一定见解。     

商人主义、商行为主义究竟是什么?——理论综述与质疑

商人主义、商行为主义是商法理论中用来标识不同立法例的常用词。但通过检索我国现有的商法学与商法总论教科书、相关的商法学论文与专著,商人主义、商行为主义的定位与功能存在各种观点与表述,并没有相对统一的结论。求证于作为商行为主义之代表的《法国商法典》、《西班牙商法典》,作为立法例的商行为主义难以得到验证。商人主义、商行为主义有三种定位,以往的理论并未作出区分。我国未来的商事基本法在立法技术上应采商人主义。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世界金融监管立法改革的影响

由于美国在当今世界金融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并且是世界金融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其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出台不仅对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美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作用,对世界金融监管立法改革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可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创新铜仁地区智力支边工作的思考

本文阐述了智力支边工作的重要作用,立足铜仁地区智力支边工作的现状,提出了创新工作的发展建议。期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支持支边工作,为我区新农村建设、改善民生等重大历史任务出谋划策,提供更多的扶持和帮助,推动我区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     

解读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调整冲突法问题的法律,它的实施将会对我国和同我国有着密切民事交往的外国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该法一般性的规定和几个特定领域的冲突规范的解读,可以看出许多当代国际私法的发展和成就已被其接纳,但一些实施细节有时还不得不求助于旧的规定或有待实践予以补充。总体上讲,它应当受到国内外的一致欢迎。     

Effectiveness of Functional Family Therapy for Mandated Versus Non‐Mandated Youth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outcomes for youth mandated to participate in Functional Family Therapy (FFT) to those whose participation was referred but voluntary. FFT is a short‐term intervention for delinquents and status offenders, along with their parents. The study sample consists of 120 cases: 70 youth and parents who were mandated by the Family Court to participate in FFT and 50 youth and their parents who were referred to FFT by other agencies. The sample is diverse in terms of gender, race and ethnicity. The outcome variables consist of a set of scales obtained from the Strengths and Needs Assessment (SNA). Changes in life domain functioning, child strengths, acculturation, caregivers' strengths, caregivers' needs, child behavioral emotional needs, and child risk behaviors are assessed.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both groups improved across all domains. Overall, being mandated to participate in FFT does not predict greater improvements in outcom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tatus offenders and minor delinqu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FFT could be processed less formally without foregoing the therapy outco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