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框架的设想

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在法律的间隙中生存发展,这种情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处于脱法的状态,蕴含着极大的风险。我国要从法理角度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结合现阶段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存在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框架,完善金融立法上的空白,推动我国金融业依法经营监管和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     

中国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立法探析

"区域"开发对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我国缺乏调整"区域"开发的国内立法。法律的缺失于我国"区域"开发的发展不利,也无助于我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及有关规章的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更有可能引发国家责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体的"区域"法律制度,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应遵循的原则提供了指引。采用专门立法来调整"区域"内的活动是国际上通行的模式,也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应为我国所采纳,以推动我国履行该《公约》赋予的义务,提升我国在"区域"国际法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规范我国在"区域"内的活动,维护与拓展我国在"区域"的利益。     

简析我国网络隐私权的保护

随着网络事业的迅猛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的方便、快捷与商业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追求精神世界的和谐与安宁,因此有关网络隐私权的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从隐私权概念入手,通过对各国法律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分析,提出对目前我国网络隐私法律保护的思考。     

浅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完善

我国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对公司法的修正案。修订后的《公司法》顺应了世界立法潮流,首次明确承认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地位,并对其设置进行了相应规范,从而使实际存在的一人公司受到了有效的法律规制,但其仍然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我国立功制度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立功制度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我国现行的立功制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使其发挥更大实效,应及时予以科学完善。     

“东方主义”的另一种解读——艺术的东方主义

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w.Said)于20世纪末阐发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理论之一引发了东西方学者的共鸣,因而风靡世界。在这一理论热潮的背景下,不免会出现套用或者误用的嫌疑,生搬硬套地阐释某一具体文本或作家的现象;或者出现以偏概全,完全被东方主义理论而障目,不见更丰富的文本含义等现象。为此,有必要阐明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缘起,从而明确"东方主义"理论具体的使用语境;通过对西方唯美主义思潮中表现出来的"日本风"等文学文化现象的解析,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东方主义"的丰富内涵;对唯美主义者追求的东方艺术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为同行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唯美主义乃至东方主义。     

中国引渡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引渡法不是基本法。引渡法具有部门法的性质 ,是由一系列针对引渡事项的程序规则组成的法律 ,属于特殊程序法 ,又是解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的专门法。引渡的性质是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一种形式 ,是国家实现司法主权的体现 ,仍然属于刑事法律范畴的事务。在我国引渡法中运用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引渡法中的裁定权主要有两类 :即行政裁定权和司法裁定权。我国采用行政审查和司法审查模式是可行的方案。在引渡法中引入人权保障的观念是现代引渡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我国农业环境资源保护立法的健全与完善

我国农业环境保护立法留下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烙印 ,健全和完善立法不仅必要 ,而且十分迫切。农业环境保护法应当确立正确的农业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法律原则 ,完善农业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措施 ,完善农业环境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论我国行政立法程序之完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行政立法的法治化也是行政立法程序的规范化和法治化。中国行政立法的最大弊端在于其程序的随意性、隐秘性和不可预知性,而全球贸易规则恰恰最强调行政行为的法定性、透明性和可预知性。为此,就有必要建立与世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行政立法程序。从中国行政立法程序及完善动因、全球贸易规则对中国行政立法程序的控制和建立与世贸规则要求相适应的行政立法程序三个层面探讨中国行政立法程序的完善。     

刑法第306条的理性解读

刑法第306条是对刑事辩护权的限制和对律师职业的歧视,它被形象地称为悬在辩护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对比刑法其他相关条文,不难发现刑事辩护在我国遭受立法歧视的现实.刑事辩护没有空间,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在中国立法活动被异化为纯粹的权力、利益的较量.二是中国缺乏公正对待刑事辩护的土壤:制度上中国不具备弹劾式诉讼构造和正当程序模式;理念上中国没有真正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和人权保障的价值观念;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缺乏法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