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ies, rules and government legislative control in Central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A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Central European polities is a strong policy-shaping role of parliament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party political and procedural factors set the scene for the executive's loss of legislative control in Poland. Parties undermine the governmental grip because of their limited internal cohesion and competitive coalitional strategies. Parliamentary rules reinforce such party effects. The executive can shield its bills from amendments by relying mainly on partisan controls, not formal privileges. But, as an analysis of over 300 bills shows, when party discipline and coalition cooperation are in short supply, partisan controls are ineffective as instruments of legislative control.     

生态城市规划及其立法理念

传统的以环境媒介为保护对象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已经不能解决现有的复杂的环境问题,必须进行研究范式与制度内容的彻底变革。生态城市规划是这种改变的一个新思路,其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将城市作为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来进行规划,同时将城市生态视为一个更大范围的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所包含的立法理念有:城市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态城市规划的研究必须坚持系统的观点;建设可持续性的、健康的生态城市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关键;人类作为一个关键物种在城市生态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生态系统必须有利于促进所有人的健康和精神愉悦;将土地利用规划和环境保护统一起来;将环境魅力作为生态城市规划立法的核心理念。     

侦查基本原则新探

本文从分析侦查的基本原则与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决定侦查基本原则的两个关键因素——侦查目的和侦查价值,从侦查的程序法治性原则和技术性原则两个层面阐述了侦查的基本原则。     

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与完善

为了更加有效地预防打击公务员队伍中的腐败行为,保持公务员队伍的廉洁性,我国刑法在1988年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截堵性罪名。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一罪名显现出很多实体和程序上的漏洞,配套制度的建设也不能及时完善,使其在司法适用上出现很多困难。在从立法技术上对该罪名加以完善的同时,加强建设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腐败、惩治贪污受贿,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我国外资立法与TRIMs协议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现行外资立法与TRIMs协议之间存在不少冲突。为了履行我国的入世承诺,应当在我国外资立法中确立国民待遇原则,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增加外资立法的透明度,制定统一的《外国投资法》,完善外资立法的相关法律规范,对我国外资立法体系进行调整。     

论主动型侦查

为了对付新的犯罪情况而出现的主动型侦查──监控型侦查和诱导型侦查 ,在刑事侦查实践中有日益扩大应用的趋势。由于侦查权的特殊性和犯罪情况的新变化 ,主动型侦查有存在的必要。立法机关应当从适用的案件范围、适用的实质要件、适用的对象范围等方面对主动型侦查的合法性标准作出明确规制。     

市场经济需要加强地方立法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把市场经济纳入法制的轨道。立法是法运行的开端 ,加强法制建设必须加强立法工作。我国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所以 ,在暂不便由国家先行立法或国家来不及立法的领域由地方先行立法 ,既保证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又为中央立法在该领域积累了实践经验。同时 ,地方立法又可为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财产刑执行情况的调查报告

各地法院财产刑的执行中存在财产刑判处和执行的随意性较大,财产刑执结率低、执行手段单一且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等问题,而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财产刑执行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判罚标准不尽合理以及公安司法机关配合不力。对此,调查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设置财产刑诉辩程序以及完善财产刑执行的立法机制等对策,并提出了财产刑执行在现有体制下的工作思路。调查报告还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财产刑的问题给予了关注,考虑到未成年被告人作为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建议对其有限制地适用财产刑。     

论赋予设区市的地方立法权

赋予设区市的地方立法权是城市经济发展、解决社会矛盾、处理地方事务以及发挥法治在地方改革引领作用的必然结果。但在全面赋予设区市地方立法权时如果制度设计不当,可能会带来法治碎片化、立法质量下降、助长地方保护主义以及侵蚀中央立法权的危险,对此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对策。对设区市地方立法权的赋予可采取稳步推进方式,实现成熟一个赋予一个的渐进性路径,在一定期限内还要对受赋权的地方立法加强备案审查以及定期评估,并科学配置地方立法权限,以确保地方立法质量。     

论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理念的重构

立法理念对立法技术、立法内容和立法效果有着基础性的导向作用,树立科学的金融犯罪立法理念是引导金融刑法改革的先决条件。受制于计划经济时期金融抑制思想的影响,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理念相对落后,进而导致了立法内容与立法实践脱轨、立法目标与立法价值偏离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在反思我国现行金融刑法立法理念的基础上,树立以金融自由为基础、风险防范为导向、金融效率为核心、金融安全为保障的全新理念,为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立法改革提供科学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