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权比较:民族自治地方与特别行政区

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制度已被实践证明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地方自治制度,践行这样的地方自治制度有助于促进民族和谐与祖国统一。民族区域自治与特别行政区自治都是中国政府为适应特殊地区的特殊情况而进行的政治制度创新,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制度又有着许多不同,尤其表现在立法权的性质、权限以及范围等诸多权力划分问题上,在理论上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有着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非均衡法律发展中的立法需求及其民主内涵

我国法制发展的"非均衡跃迁型"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非均衡",这种非均衡的实质是立法需求的非均衡萌生与非均衡回馈,这也是立法民主的真实形态。法制建设的动力源泉就在于各种社会利益群体、阶级阶层对于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与利益诉求。地方的经济成分、利益群体及其组织形式和协商机制的构成状况决定了在法制建设中的民主含量与民意特点,而法律实施的实际成效,即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程度,则是对于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参与积极性与法制期望值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这既是30年民主法制建设的非均衡法律发展路径的一个重要内因,也是理解和优化未来法律实践走向的一个重要线索。毕竟,民主基础和法制实效之间才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正相关关系。     

一种值得商榷的立法倾向——对《民事诉讼法》公益诉讼立法规定方式的质疑

新修《民事诉讼法》对于公益诉讼程序的基本内容、程序规则,采用原则、粗疏的规定方式,不仅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简要、概括的立法倾向,而且从民事司法实务、立法与司法解释权限、国家有关立法与司法解释权力的设置、程序保障,以及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程序立法规则的角度上看,这种立法规定形式及其立法指导思想以及立法倾向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正确性,都是值得商榷,也是存在问题的。     

中国当前法律冲突的解决机制--以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为视角

由于我国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立法数量的庞大,法律冲突不可避免,这势必会影响到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由于法律冲突的存在,即调整同一社会关系或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位阶的法律规定内容不同,就势必会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只有有效的解决中国当前的法律冲突,才能有效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已经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法律问题。文章试从立法过程、执法过程、司法过程和公民个人的违宪审查建议权这几个方面,阐述如何更好地解决中国当前的法律冲突的路径,从而进一步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实质性分析及立法缺陷

我国有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而日臻成熟,近些年来更是加大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然而,对此类犯罪的立法规定仍然有很大的不足,亟需完善,因此,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本身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空间的释放

目前,设区的市地方立法在事项范围及对行政行为设定权方面,都存在空间过于狭小的问题,已造成地方治理所需法律规范供给不足、立法特色难以体现、抄袭上位法现象严重、细化成为多余等现实困境。必须从解决地方治理对法治规范需要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积极性等初衷出发,努力释放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空间。对立法事项的范围要全面扩展;对行政行为设定的立法空间要采取分类设置,通过一事一授权和精准授权方式实现地方立法空间的释放。要通过修改《立法法》等相关法律释放地方立法空间。同时,对立法权空间释放后的各种担心,要从理论上作出分析和解释,以扫清赋权中的理论障碍。     

论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限

中央对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使立法权不仅包括国防和外交事务 ,也包括自治范围内的有关事务。中央通过不同的方式对特别行政区行使立法权 ,保留对自治范围内事务的监督权。保持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立法权的适当张力 ,有助于“一国两制”的长久实现。     

有限理性与立法程序的设置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表现在立法程序中就需要我们从一种重视立法结果的立法思维方式转向一种重视“过程理性”的思维方式。但是,正是因为如此,立法程序也有着内在的局限,因此,需要一种宪政民主程序给这种“过程理性”设置一种价值底限,那就是要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

当前,我国犯罪一直呈上升态势,刑事司法工作压力巨大。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研究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对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和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刑法的进步和完善应遵循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思维模式。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是探讨如何在立法层面实现我国刑法的非犯罪化。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可从四方面进行设计：一是活化传统容隐制度;二是强化“但书”的出罪机能;三是增设正当化事由：四是确立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