赃物善意受让人利益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立法的不统一不协调,导致赃物善意受让人的利益保护长期处于被忽视被排斥的尴尬境域。保护赃物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具有法理之应然性与伦理之正当性。为了更好地保护“善意”交易,应赋予赃物善意受让人多元化的救济途径,现行立法理念与执法机制应当适当的革新。     

公安行政处罚程序实施现状及立法完善

在公安执法实践中，公安行政处罚程序对于规范公安机关行政处罚权、保障公安机关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研究理论的欠缺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当前的公安行政处罚程序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急需法律予以规范和指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立法技术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施行可以视为建国以来最为著名的法制事件之一.在立法技术上,它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主要表现在:在结构形式上采用了总则、分则、附则的营造模式,与<物权法>二百余条的规模而言大体协调和谐;体系较为清晰,内容充实,文字凝炼,少有虚言.但其立法技术上的缺陷亦同样明显,具体表现在:其一,总则中基本原则用语和范围失当,原则与规则不分;其二,不谙概念使用规则,一方面有应使用概念而未使用概念之处,另一方面又存在对已经下定义的概念却未能很好利用的情况;其三,语言文字瑕疵随处可见;另外,还存在调整范围不明、条文不均、违背一条一义等诸多技术性问题.造成这些技术问题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物权法的起草工作为民法学界所垄断,未能重视起草小组成员全面的重要性,未能实行开门立法.     

再论地役权的从属性

地役权具有从属性，且为固有属性，而非立法政策“强加”的；地役权规范为强制性规范，在建筑物、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场合，当事人不得约定地役权继续保留在地役权人之手；数个地役权并存于同一宗供役地的场合，先设立且已登记的地役权的效力优先；先设立却无登记的地役权，不能对抗后设立但已登记的地役权；至于先设立却无登记的地役权与后设立亦未登记的地役权之间的效力关系，应按照四项规则处理。     

关于我国破产重整计划批准制度的思考——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中心

法院批准是重整计划生效的必要条件,它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制度中,应当为认为受到不利影响的债权人提供异议的机会,保障其程序权利,同时应当设立完善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法律标准,作为法院在批准重整计划时必须遵循的条件,防止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的滥用和误用。我国新《企业破产法》中的重整计划批准制度存在许多不足,不能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要求。     

非法传销的刑事立法刍议

近年来,非法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损害人民利益。对于严重非法传销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立法的现状显得过于苍白,非法传销行为亟需刑法予以规制。我国在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刑事立法中采用了附属性刑法型和司法解释型,应当科学合理地对非法传销行为进行刑事立法,更好地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发挥刑法的功能和价值作用。     

论中国国际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缺陷与改良

协议管辖制度已发展成为国际民商事诉讼中一项基本管辖权制度，并呈现出以下新的发展趋势：放宽管辖协议形式要件；拓展协议管辖适用范围；淡化协议法院与案件联系因素。为保证协议管辖制度的合理运用，各国均对该制度在立法和理论上作出了必要的限制。为顺应国际潮流，中国相对落后的协议管辖制度之立法和理论亟待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史记》与《儒林外史》:叙事模式的承传与重构

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是史传分流的结果。尽管小说已经形成自己的体制与特点,但对史传的师承却不绝如缕。本文拟就《史记》与《儒林外史》在结构模式上的承传与重构做一阐述。     

犯罪现场重建的科学认识

近年来,犯罪现场重建研究已成为侦查理论界的热点话题。从本质内涵来讲,重建、再现、模拟都是对犯罪现场重建的正确认识和见解,只是由于所涵盖的犯罪现场认识的本质内容有所偏重而存在差异。犯罪现场的认识过程包括了对现场的重建、行为的再现及场景的模拟,同时也包括对犯罪现场重建起纽带作用的犯罪现场心理痕迹分析。总体而言,犯罪现场重建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     

罪刑失衡的源头防治——来自刑事立法角度的分析

罪刑失衡对刑事法治构成严重危害,要防治它,必须首先从立法这个本源入手。立法作为罪刑关系运行的起点,可能构成罪刑失衡的源头。以刑事立法为切入口,有助于从罪刑规范的设计上防治罪刑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