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法完善——兼论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相关条款的修改建议

现行《刑法》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理解和认定上的困难,已经不能适应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新要求,有必要重视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暴露出的刑法规定上的不足,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相关规定予以评述并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当前,我国没有必要制定单独的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法律。在修订《刑法》第294条时,应当区别对待组织、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并设置相应的刑罚,同时应当增设第294条之一以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于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均应增设财产刑,并提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定刑。此外,不宜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规定为特殊累犯,而应当规定为特别再犯,并提高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缓刑、减刑和假释适用标准。     

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基本理念、立法目的和指导原则再检讨——兼从年度报告看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基本理念、立法目的和指导原则的实现情形

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实行阳光行政和法治行政是当今的一个世界潮流，《公开条例》的颁行具有里程碑意义；政府信息公开法具有现代的法治理念和理论基础，其立法目的首先是实现和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服务宗旨和便民原则是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基本原则体系中的一个亮点；从年度报告看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实践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公开条例》实施过程中需要认真解决好认识问题，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法的革命性作用。     

关于使用盗窃行为入罪化的立法思考

使用盗窃行为是近年来各国刑法所关注的问题，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对使用盗窃行为的定性和处理存在较大的争议。文章通过分析使用盗窃的内涵、定性及处理方式，提出了进行立法完善的规制方案。     

发展性反思:《共产党宣言》的当代意义

研究《共产党宣言》,必须有一个发展反思的向度。从时代的客观立场看,由资本自由竞争向垄断帝国主义转向,经过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如今已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从主体的价值追求看,资本的扩展使人类共同面对的发展问题更加突出;从国际关系看,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强化了合作、和谐世界建设和科学发展的价值。资本权威的强化以及不断走向社会化的趋势,更加突出了《宣言》的当代价值。     

对挪用公款罪中“归个人使用”的认识与理解

在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挪用公款案件的认定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应根据刑法的立法本意，运用法理学对其做出科学的界定。从刑法的任务，刑法的基本原则，挪出人和使用人的关系，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关系等角度看，挪用公款罪中的“归个人使用”应理解为：“个人”是指挪出人．“使用”包括本人直接使用和间接使用，本人间接使用又包括给其它个人和单位具体使用。“使用”应从广义上去理解，它包括占有公款打算使用但还没有使用、使用预备、已经实际使用．且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个人占有公款。     

利益均衡与立法公正的冲突及协调

立法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进行充分博弈,其结果是形成某种利益均衡状态。立法及其所维护的利益均衡状态应当符合公正的要求,即体现立法公正。然而,利益均衡仅是实现立法公正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它在某些情况下与实现立法公正相冲突。为此,应该通过充分赋予并保障各利益主体政治自由、缩小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等措施来加以协调。     

和谐社会与公众利益表达制度的法理思考

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利益和谐。利益和谐是指多元化利益的相互博弈、对话和妥协，进而达成某种利益矛盾的统一共识。利益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取决于利益主体闽的各种利益诉求均有合法通畅的表达渠道。立法听证作为一种科学化、民主化和正当化的公众利益表达制度，可以将各种利益的冲突与矛盾纳入合法有序的制度环节而予以妥善解决，其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刍议税收基本法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

税收基本法已经正式列入了十届人大的立法规划。但由于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存在较多的疑问,本届人大能否 完成立法工作尚不可知。根据对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必要性、立法模式与内容安排、税收基本法所要解决的重点与 难点问题的探讨,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民法典设立先占取得制度之必要性与可能性透视

现行中国民事立法未明示规定先占取得制度,深刻影响着民法价值目标之合理性与体系建构之完整性。综观各 国立法,意识形态虽或相异,历史传统亦未必相同,但其于先占取得制度之构建方面却体现了一种共同之价值立 场并于法典中明示列出。以现行民事立法之价值选择与体系缺失两方面为切入点,分析先占取得制度阙如所产 生之诸种弊端,探明于未来民法典中增设先占取得制度之必然性及可能性,同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为蓝本对先占取得制度进行简要条文设计。     

我国秘密侦查法治化新探

尽管秘密侦查在打击黑社会、毒品等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具有隐蔽性、易侵权性、当事人救济的困难性等特征,决定了其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使我国的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一种高水准的平衡,就必须实现秘密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因此,我国应在借鉴国外秘密侦查立法和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刑事立法来规范秘密侦查行为,将其早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