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兼评外国学者的各种见解

当前仍在持续的国际性经济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这次危机不仅使传统资本主义模式难以为继,也宣告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但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将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深刻的变革而实现模式转型。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大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处于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之中了,其内因是基本的。为此,必须深刻总结30多年来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适当转变改革思路和发展方式,走一条既符合一般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大规模侵权救济问题研究

大规模侵权责任须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可以被纳入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且受害者众多，发生原因同一或同质，救济困难。从我国法制环境看，产品责任、药品责任和环境污染责任是主要的大规模侵权责任类型。目前对此种侵权损害的救济方式主要有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基金、责任保险、惩罚性赔偿和举证责任倒置及连带赔偿责任。对于此四种救济方式而言，法技术上的可为之处主要在于认定此类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被告之间的责任承担。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被告证明其行为与损害没有因果关系。在责任承担上，由加害者在无法反证其不应承担责任的情形下，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责任。     

违反勤勉义务之董事对债权人的责任承担

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增资阶段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债权人可以请求未尽勤勉义务的董事承担责任,但就责任的性质和责任的承担方式没有进行规定。董事对债权人承担的责任性质应当是侵权责任,承担责任份额的大小,应当结合过错、原因力和公司法保护利益的特殊性等因素综合考量。董事在违反勤勉义务的情况下,应当对债权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抽象危险犯的扩张限缩与刑法谦抑性——兼评《刑法修正案(八)》的抽象危险犯立法

《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规定为抽象危险犯,反映了风险社会下刑罚早期化的趋势,与刑法谦抑性发生一定的冲突。应当肯定修正案对抽象危险犯的扩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扩张并非无边无界,为防止其过分扩张需要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方面对其施加一定的限缩。     

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思考简

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未形成行动中的共识.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是法治精神的底线要求,也是防止错案、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改变观念,检视当下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在侦查机关内外建立排除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认定和制裁机制.     

科学总结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对“东方社会理论”的质疑

如何总结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及其相关范畴，不能认为是对历史事实和经典作家理论思想的科学概括和严谨归纳，对此理应提出质疑。一些“东方学”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多半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前理论家最重要的使命，不是独出心裁地构筑什么“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而是深刻总结“十月革命”以来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总结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重新审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后发展国家正确选择发展道路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人身死亡损害赔偿立法探析

人身死亡损害赔偿关系到受害人生命权的体现和间接受害人财产权和精神损害请求权的实现。合理的赔偿制度是实现受害人权利的基础。中国人身死亡损害赔偿立法应反映法律公平公正价值,符合中国国情。     

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随着社会利益本位说的发展,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成为刑法理论界的一个新的问题。对于防卫行为应如何界定其限度？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界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在界定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标准？这些,都是正当防卫理论中应该探讨的问题。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分水岭,关于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在英美法系、大论法系以及我国的刑法界都有成熟的理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标准难以把握的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标准来界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论遗失物拾得人权利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财物遗失后,遗失人与拾得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遗失物所有权归属问题是物权法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现行立法对遗失人的权利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却忽视了对拾得人权利的保护,使拾得人与遗失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失衡的状态.建议立法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和附条件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权利,以完善拾得人权利体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