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护人的诉讼地位

如何确定监护人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尤其是在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情形下 ,学术界历来颇有争议。以往的学者仅从程序法的角度加以论述 ,忽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联系。笔者认为 ,确定监护人在诉讼中的地位 ,首先必须明确监护人所从事的行为的性质 ,严格区分身份性行为与财产性行为的差异。然而 ,在被监护人的致人损害的情形下 ,因实体法所规定的监护责任的性质为转承责任 ,所以 ,监护人的诉讼地位应为当事人。     

云南建设我国通向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主要制约因素分析

云南建设国际大通道的思路一经提出,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各方面说明了通道建设的意义和作用.实际上,云南建设我国通向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诸如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产业结构的变化、城市化水平、区域间的经济社会联系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等.只有在分析清楚这些制约因素,并在具体实施中逐步解决相关的问题,才可能把国际大通道的建设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     

英国的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 ,是英美法系最具有特色的一种审判制度。英国陪审团对参与审理的法院和审理的案件类型 ,陪审团成员的任职资格和产生程序 ,陪审团在法庭上的职责等都有其特色规定 ;英国社会对陪审团参与法庭审理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反贫困分析——美国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下,养老社会保险的反贫困功能不一样。不同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会影响其反贫困功能的发挥。美国的公共养老保险制度——"老年人、遗属和残疾人保险(OASDI)"在计发办法上的累退倾向,在受益对象上不限于退休者本人还包括配偶、遗属和残疾人,在实际给付时关于受益类型、课税、最低和最高收益、随生活成本进行调整等政策规定,对于低收入者保护倾向非常明显。与美国相比,我国目前的养老社会保险存在覆盖面窄、水平偏高,受益水平差异偏大,缺乏不同的受益类型设计等问题。为推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应该是降低现有受益水平,扩大覆盖面,并通过覆盖更多的低收入者来增强制度的反贫困效果。同时评估和改革个人账户,以防止养老金差异过大。     

论柳宗元复兴儒学之贡献

柳宗元一生信奉儒家思想,并在“文以明道”中弘扬了儒家的中道思想和民本思想。他好佛而不溺信佛,以一个思想家的理性和卓识,显示了对多种社会文化思想兼容并包的恢宏气度。他以“势”论政体更替的历史观,以“元气”论自然的天道观,以及“统合儒释”的文化理想等等,都是他对儒家思想述而有作之处。柳宗元是复兴儒家思想的开拓者和革新者。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在后人述而有作的创造中,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宪政维度中的刑讯逼供与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之一,而刑讯逼供在我国是一个在司法中久禁不止,且甚为普遍的现象.刑讯逼供罪具有独特的多重当事人结构,与宪政视野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设置源于宪政意义上的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考虑.     

侵权补充责任之理性审思与解释适用

《侵权责任法》仅列举了侵权补充责任的数类适用情形,缺乏统一的客观适用标准,亦未明确具体的适用规则.责任分担是责任成立的后续命题,不应再以责任构成原理为立论基点,而应以外部被侵权人受偿及内部各侵权人终局责任分担为考量因素.按份、连带责任的终局责任分担困境及不真正连带责任全额赔偿的僵化,使得补充责任不可或缺.由该正当性可推知,侵权补充责任应适用于“具有全部原因力的直接作为侵权＋过失不作为侵权”之一般情形.补充责任人应承担与过错、原因力相当的补充责任,并可向直接责任人全额追偿.     

论建立和完善我国有关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程序的必要性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9章仅对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程序做出规定 ,并没有明确规定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程序问题 ,基于此 ,本文通过比较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异同 ,初步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程序的立法建议。     

刑事诉讼审级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现代各国的刑事诉讼审级制度虽有一定差异,但多是以三审终审制为原则确立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法院改革的不断深化,现有四级两审终审制的缺陷已不断显现,并与现代审级制度的一般原理相悖。现有审级制度在程序设计上以及在与司法体制相融合时表现出的渚多缺陷,已经影响到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需重新建构以三审终审为原则,以一审终审为补充的刑事诉讼审级制度,同时实行法院的职能分层,规范再审制度。     

刍论ICSID仲裁庭对“投资”的界定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的缔结历史表明,长期的协商和谈判并未促成缔约国间就投资一词的含义达成统一意见。同时,由于ICSID仲裁庭的组成依个案而不同,对于投资的界定每个仲裁庭的方法也并不完全相同。根据ICSID仲裁庭过去的判例,仲裁庭主要依据两种方法对投资进行界定。ICSID仲裁庭应当在充分地尊重缔约国因接受ICSID仲裁体制所让渡的主权权利的基础上,严格地解释《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及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投资的含义。因此,笔者认为确有必要改进仲裁庭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界定投资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