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行政哲学与新一轮政府治道变革——兼论克强经济学的政策逻辑

老子的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政府治道变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通过分析老子行政哲学与新一届政府改革新思维的内在联系,旨在揭示老子行政哲学从内在价值取向和外部行为选择两个层面与政府改革新思维的契合主线。内在的价值取向就是无欲—无私—无畏,进而在行为路径上展现为无为—为不恃—无不为。它隐含着政府治道变革的前提是政府自身无欲状态,政府改革必须进行无私的顶层设计,推进改革必须具有无畏的精神。落实到政府改革层面,必须在行为取向上以无为、为不恃、无不为为路径,实现有限政府、效能政府和人民满意的现代政府目标。要想取得改革的成功,需要借鉴老子行政哲学的昭示,强化政府改革的价值与行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法律学说知识论基础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制度追求之不同,源于各自的实证理论差异。基于对社会中人们的自利行为、知识分布和理性程度的不同判断以及判断上的强弱区别,他们理想的社会决策方式分别是哲学王式的集中控制和法治下的个人选择。     

关联企业视野下的有限责任制度

有限责任制度曾是法学上的伟大创造。随着历史的发展 ,有限责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尤其是关联企业现象凸现之后。本文以关联企业问题作为支撑点 ,分析有限责任的存在价值和固有缺陷 ,并提出应以否定有限责任的基调来规制关联企业成员公司尤其是控制公司的法律责任     

"诱惑"的魅力与毒刺——从证据法角度浅析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实效性极强的侦查方式日益受到侦查实践部门的青睐。诱惑侦查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与刑事追诉中的基本价值追求相矛盾,备受争议。各国在放松对诱惑侦查禁止性规定的同时,又严格加以限制,力图充分利用这一可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手段,平衡价值上的冲突。诱惑侦查所获证据之效力应坚持有限可采性,侦查人员实施的犯罪行为之刑事责任的证据应坚持有限豁免性。     

设立沉默权制度的能与不能——一种积极的有限制的沉默权形式

沉默权并不能排除口供的证据性质 ,出于自愿的被告人供述 ,以及被告人自我辩解 ,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被告人 ,不应当将消极对抗作为唯一的选择 ,只要在非强迫情形下 ,积极的行动往往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 ,选择了消极对抗的被告人 ,也应当负担合法的风险     

未雨绸缪沉默权

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 ,特别是我国加入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 ,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以及侦查工作中的一些措施与权利公约和法制建设的矛盾显现出来 ,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刑事沉默权问题已经引起了法学界和司法界乃至社会公众的广泛争议。笔者从侦查的角度 ,对我国引入沉默权进行未雨绸缪的分析探讨 ,力图在人权保障和提高侦查效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即结合国情有效有限行使沉默权。     

从人的存在形态看“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是类意义上的人、社会意义上的人,还是个体意义上的人。这种在逻辑上的区分,对我们理解“以人为本”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人的存在形态看“以人为本”,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且有助于澄清“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以个人为本”等模糊认识。     

有限国家责任说——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

为了保护被害人权益,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国内学者纷纷呼吁,参照其他国家的先进理论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为了使作为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国家责任说更有科学性和说服力,宜对国家责任说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理论进行推理和择取。结合社会契约理论,应以有限国家责任说和社会保险说为理论依据,建立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一贯与有无——从耿定向儒佛之辨谈起

耿定向从两方面展开儒佛之辨,一、批判佛学自了全归说,提倡儒家费隐一贯说,认为只有本诸吾心而推极天下,才是真正经世出世。只有一生用功,无渗漏处才是儒家全归。二、定向超越佛家空相,认为从有入无是初机了见,从无入有才可以经纶大本,化育天下。从根心不容已处证入,在心体尽头处忘知无意,才可以本诸天则,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直指中源,体用合一。     

生态良知在个体本位中的存在样态

生态良知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生态良知是从生存论意义上探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善＂的观念,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存在样态。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个体化社会是社会差异化发展的产物,生态良知则是在人与自然的差异中产生和发展的。由于现代人与自然的差异片面扩大,生态良知在个体本位中的存在样态便呈隐性状态,这是个性张扬的结果。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同一性是生态良知存在的根基,理性地考察个体本位中的生态良知,对于当代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