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股东诉讼中的若干问题

股东诉讼是公司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诉讼制度,从而全面启动了以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间接诉讼为基本内容的股东诉讼制度,这对健全股东合法权益是十分必要的。鉴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应当鼓励股东积极行使诉权,解决好当事人诉讼适格问题、股东间接诉讼的管辖问题、股东直接诉讼中证明责任之分配问题、股东间接诉讼的前置程序和司法审查问题、股东诉讼的费用担保问题等,从而真正实现股东的诉讼权利。     

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

衰落是霸权的宿命,但霸权国既不会主动放弃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静待霸权体系崩溃。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期待维持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以延长霸权的寿命。然而,权力转移等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离岸平衡和军事打击等传统手段难以在衰落阶段奏效。相比之下,“安全化”为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行动与选择——如领域撤退或强制惩罚——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由于霸权的同心圆特性,核心利益被触动会引发霸权国在核心和外围领域的全方位的打压,进而泛化议题和对象。衰落中的霸权国通过“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的传导路径,将维持霸权地位的诉求以泛安全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美国霸权衰落的经验事实表明,泛安全化作为衰落阶段的霸权护持手段不仅与理论预期相反,而且成效也不尽人意。面对美国霸权的泛安全化,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非虚构写作”在网络舆情事件中的情感动员功能与表达逻辑

社交媒体时代,舆论生态的“后真相时代”特征日益鲜明,情感与信念成为网络舆情事件的主要动力。“非虚构写作”作为将纪实报道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的写作手法,在网络舆情事件中发挥着强大的情感动员功能。通过将悲情叙事、身份标签、戏谑表达等传统的网络情感动员表达逻辑与“文史合一”、忧患意识等“非虚构写作”本土概念巧妙嫁接,“非虚构写作”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网络舆情事件,呈现出社会学观察、原型叙事、文化冲突三种表达逻辑。“非虚构写作”在舆情表达、舆论监督、社会观察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带有深刻情感色彩的“非虚构写作”也蕴含着网络民粹主义、网络暴力、网络虚假信息等诸多风险因素。如何实现“非虚构写作”批判与建设、解构与建构、破与立等方面的平衡,这为互联网生态建设提出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问题。     

论新时代两岸关系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创新——以厦门大学师生的台湾研究成果为例

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台海局势,我们亟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台重要论述为指导,构建和创新“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为我所用”的新时代两岸关系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思考如何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和“话语霸权”,揭露台湾当局的“话语扭曲”和“话语抹黑”,体现新时代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新时代两岸关系学术话语体系应该具有时代性、政策性、理论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进行包括追求国家统一正当性、遏制“台独”分裂必要性、延续和平发展重要性、深化融合发展必然性、反对外部干涉合理性等内容的话语构建。新时代两岸关系话语体系建设路径,至少包括两岸关系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传播体系三个子系统的建设。厦门大学师生的台湾研究成果为两岸关系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作出了积极努力,本文以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为例加以阐述,以纪念厦门大学百年校庆。     

The “Somalinisation” of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Kenya: the case of refoulement

Kenya’s state discourse on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securitises Somali refugees and refugee camps. Using the securitisation theory,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curitisation of Somali refugees and refugee camps and refoulement as a measure to counter the securitisation. The arguments raised are the speech acts of Kenya’s securitising actors expressed in the terrorism discourse present Somali refugees and refugee camps as existential threats to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country. Consequently, their speech acts expressed in the counterterrorism discourse present non-refoulement of the refugees as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so as to justify, to the targeted audience, the adoption of refoulement, a norm-violating measure, to counter the fear of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from Somali refugees and refugee camps.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Kenya have, therefore, been “Somalinised”. The conclusion offers ways of preventing the “Somalinisation” of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Kenya.     

我国“或裁或审”条款的反思与突破——兼评《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

由于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或裁或审”条款的性质与类型在认定上十分模糊,因此各级人民法院经常在该问题上产生混乱。例如,“或裁或审”条款与“一裁终局”条款相混淆,多份协议与单一协议中的“或裁或审”条款相模糊,以及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理解不一致等。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能为各级人民法院在“或裁或审”条款的性质与类型的定性中提供指引,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中对于仲裁协议无效的规定。纵观各国对于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的条款的态度,我国对于仲裁无效的判定过于严厉,这与我国正在推进建立亚太国际仲裁中心的政策考量不入。只有对法律制度的突破与变更才能在实质上修正立法的滞后性。先管辖先受理原则的借鉴,不仅可以为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提供出路,而且可以为我国鼓励与支持仲裁的发展消弭弊端。     

政治话语分析的基础理论阐释:理论前提、问题域与实践性诠释

当前,政治话语问题不断显现,政治学研究应该高度关注政治话语分析。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向碎片化、复杂化、隐性化发展,不仅应该注重分析工具的选择与运用,而且应该认真思考政治话语分析的基础理论问题,弄清它的思想渊源、核心对象、基本属性及其分析路径等基本维度。通过理论与实践的观察,政治话语分析是以批判性话语分析为基础,兼顾社会语言学与实践语用学的两个支撑理论,三者之间理论范式和分析模型是相互统一的,共同构成了理解政治话语分析的前提学说。作为政治话语分析的核心对象,其问题域是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政治概念的本质存疑性,不确定性的合理性构成了政治话语分析问题域的基本要素,其决定了政治话语分析基本属性及其分析路径的形成。作为一种实践性诠释,政治话语分析指向话语主体运用本质存疑概念而构建的政治话语,其既兼顾分析性的话语阐释又要体现评价性的意义批判。在多元化的政治生活世界及其政治话语关系中,基于不同的话语环境而形成的内在要素排列组合选择构成了政治话语分析的分析路径,而政治性分析路径、类型化分析路径以及论证性分析路径已经成为具体分析情境下被广泛利用的基本典范。     

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社会思潮的新发展态势及其批判

在新中国70多年的社会发展变革中,多样化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并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在理论演进上,从注重抽象的学术争辩转向注重现实政治诉求;在现实关切上,从宏观的社会发展道路转向微观的利益分配;在国际交互态势上,从国外思潮不断向国内思潮转化;在话语辐散上,从知识分子话语扩展到大众话语;在传播方式上,从传统媒体时代的单向度传播转向全媒体时代的多向度传播。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科学把握社会思潮新的发展态势,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凝聚力与引领力,从而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关系探究——兼析《民法典》生态赔偿条款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大同小异,交叉重叠,关系有待厘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属于以国家所有权为基础的"公产诉讼",由监管者在必要时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属于由非监管者补充行使监管职权的"代位执法诉讼",以补充监管不足为必要。两诉关系的妥善处理应秉持类型化思维,正确认识两类诉讼的功能差异及不同主体的各自优势,合理分工,衔接配合。《民法典》第1234条和1235条对两诉关系的处理存在诸多模糊之处,需要理论上的正确解读和后续配套立法的区别、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