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视野下的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大力加强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好农村法治工作，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基础性和战略性的意义。但现在我国广大农村社会治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存在着诸多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治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和谐农村的构建。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因此对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解决也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必须在清楚认识农村治安问题产生的原因之后，通过改善农村法律体制来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其渊源在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在我国将国际公约内化为国内刑法的过程中,本罪的若干方面仍与公约存在脱节之处。笔者认为,应将本罪构成要件中的＂不正当商业利益＂修正为＂不正当利益＂;重新界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内涵;扩大＂贿赂＂的范畴;最后提出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     

明代文官犯罪检举路径初探

明代文官犯罪行为可由自己检举,也可通过法定机关监察御史、巡抚、按察司官员、给事中举劾,文官系统中任何官员只要发现他人有犯罪行为都可以检举,皇权控制之下的特务机关东厂、锦衣卫、西厂、内行厂也负责监督官员不法行为,普通百姓也有成功告发官员不法行为的案例。法定机关在监督官员不法行为中如果能发挥主要作用,那么此时期必定吏治清明,社会安定,反之,则会导致贪腐盛行、政治秩序失衡。     

关于大学生村官介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探讨

近年来,由于家庭功能的缺失,农村留守儿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相关的解决措施却因没有明确、稳定的责任者而缺乏持续性和系统性。大学生村官由于政策支持、能力匹配、工作积极性高,具备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可以在社区、学校和家庭层面介入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心理、行为等问题,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因此,可以明确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作为大学生村官的重要工作内容并予以考核。     

秦汉官僚体制下的基层文吏研究

秦汉官僚体制中,各级官署中的文吏是国家行政管理机器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他们位居国家权力的末端,通过掌控使用文字,统计精算资源,经办一切行政、司法、军政、民政的具体事务,参与政府的行政管理.文吏专心事主,熟擅簿书,晓习法令,破坚理烦,以其认真规范、勤政能干的办事风格,创造了一个先进、高效的秦汉帝国,对保证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维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加强官员对财产申报制度的社会心理认同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被各国在反腐实践中公认为有效的＂阳光法案＂。在我国,长期的制度缺失不仅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和成本,而且诱发了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近年来,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试点过程表明,制度实施的阻力主要来自官员阶层。官员财产申报除了制度要素本身的制定和完善之外,还需要一个社会心理的认同和达成基本共识的过程,而这种共识的形成又不可能完全依靠官员的自发认识,需要从内在认知和外在条件两方面不断强化和推动。目前,应从＂隐私保护＂、＂行为追溯＂、＂潜在风险＂、＂势在必行＂四个焦点问题上逐步达成共识,加强认同,以期为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真正实施做好准备。     

儒、法、道兼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吏治经验

吏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要课题,儒、法、道各家理论对这一问题都有论述。以儒家"伦理学"思路为本,以法家"制度化"措施为用,以道家"无为"的形上哲学为指导,儒、法、道各家理论调和兼融,构建立体的权力监督防范网络,是中国古代吏治的有效经验,值得借鉴。     

浅议当前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若干现象

当前在农村行政执法中出现的种种现象 ,无论是好的或是不好的都与执法人员的素质分不开 ,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剖析 ,以图对依法行政及如何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监督引起注意和重视     

论官员问责制的意义及其实践困境

官员问责制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并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官员问责制仍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完善,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方面存在实践困境。因此,如何使官员问责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以1980年—2006年大陆学者研究为例

在对140篇有关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1980—2006年,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研究格局与中国古代赃罪立法的"草创—完善—成熟"的历程基本同步;学者对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的研究质量较高,研究热点出现在惩贪肃贿、法律与制度研究两个领域,这种趋势在2000—2005年之间显得更加明显;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官吏赃罪的犯罪构成、官吏赃罪涉足的领域、官吏赃罪的犯罪走向及趋势等成为研究中的盲点,对受赃法律的动态的、功能的研究不够,研究视角狭窄,研究资助问题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