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就业中年龄歧视的实证研究——以1995～2005年上海和成都两市30万份招聘广告为例

就业中的年龄不属被劳动法禁止的歧视种类。据对1995年我国《劳动法》施行到2005年这11年期间30万份报刊广告招聘条件的统计,用人单位录用劳动者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40岁以上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差别排斥。年龄歧视成为劳动法规定的平等就业与现实差距最大的一个现象。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实行不合理的年龄差别,严重限制、剥夺并影响到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的实现。消除这个普遍的、严重的歧视种类:一方面可以在制定劳动就业促进法中增加禁止年龄歧视的种类,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在制定反歧视法中明确把年龄歧视作为法律禁止的歧视类型。     

福建省行业协会地方立法探讨

福建省的行业协会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法制不健全、政策不配套、管理体制滞后等原因，致使福建省行业协会功能发育不全，功能发挥不到位。因此，必须在明确性质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地方法规，为行业协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中日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之比较

中日两国对于打击商业贿赂犯罪都十分重视,但两国刑法对于商业贿赂罪的规定则不尽相同。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有关公务员的贿赂犯罪,商业贿赂方面的犯罪则规定在《商法》等附属刑法之中。同时,日本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成立条件做了比公务员贿赂犯罪更严格的限定。日本刑法的这种规定方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及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检视

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起步较晚,但在借鉴国际先进立法的同时,自身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过,现行立法内容仍存有诸多缺憾,立法形式亦有待变革。而两岸三地间民商事交往活动的迅猛发展也对日后区际私法的完善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立法效率研究

立法效率直接表现为立法效益和立法成本的比较,间接反映了立法目的是否实现,且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了社会整体利益以及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影响立法效率的因素包括立法成本、立法效益、立法数量、立法质量和立法需求五个方面。目前我国立法效率较低,存在立法浪费、立法越权、立法谋私、立法寻租和立法低质五大现象。究其原因有四个方面,即立法的资源意识淡薄,立法资源配置不合理,立法成本效益评价机制欠缺,立法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要提高立法效率,应从严控制立法数量,适当上收立法权限;树立成本效益理念,优化配置立法资源;实施成本效益预测,推进立法效率评估;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完善立法监督体系。     

论地方行政立法后评估中的合法性评价

如今地方行政立法的后评估既包含实效性分析,也包含了合法性评价。然而,合法性评价与合法性审查属不同的概念而不能简单移植。鉴于行政立法的合法性问题应在制定和实施阶段得以解决以及合法性评价在后评估中有被异化的可能,参考国外的实践并出于维护法制稳定的理念,可以认定合法性评价在地方行政立法后评估中的非必然性。     

知识经济的发展与我国现阶段的立法走向

本文认为 ,知识经济对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在这个时候如何提高立法质量和水平尤为重要。作者提出了四点主张 :一是突出科技立法的主导地位 ;二是确立“权利本位”立法的优先地位 ;三是主张立法与国际接轨 ;四是建立综合性与专门化结合的立法体制。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法案理应搁置

目前把多层次和多向度的人身强制做法塞入一个法案之中,不如终止《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草拟,通过司法层面的犯罪化将已故意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且有再犯之虞的人纳入刑法调整;借《禁毒法》改变原有强制隔离戒毒格局,促使劳动教养退出现制;将工读教育和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交由教育法和医疗法调整;尽可能考虑运用综合抑制手段而不宜匆匆确认对特定出狱人的收容处分。     

论商事立法传统与商事立法模式

每个国家的商事立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国的商事立法传统决定的。通过对四个典型国家及地区的商事立法传统和商事立法模式的分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通过我国商事立法传统的分析有助于合适地选择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通过我国商事立法传统及世界商事立法现状的分析,以《商事通则》为基础,各商事单行法为主体的商事立法模式应是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理想选择。     

我国证据关联性规则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关联性规则是一项基础性证据规则,在证据规则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已经体现了证据的关联性规则,但还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制定较为系统和成熟的证据关联性规则,以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保证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