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犯罪刑罚裁量情况调查与法律适用研究

在行贿犯罪特别减免条款与自首交织时,应当以独立适用《刑法》第390条第2款为原则;必须严格把握"被追诉前"的时间范围,将之界定为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行贿犯罪案件之前。在对行贿人是否适用缓刑的考量标准体系中,犯罪情节是依据,悔罪表现是参考。司法机关应当在侦查、起诉、审判环节重点关注对行贿所得不正当利益的调查、分析与认定,加强对行贿所得不正当利益的规范化处理,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行贿人退赔。     

刑法学研究进路论略

刑法学研究进路 ,是指刑法学研究的具体路径与步骤的选择。了解刑法学研究的进路 ,对于掌握刑法学术一般规律 ,建立刑法学研究模式 ,优化刑法学学术成果 ,具有积极意义。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的不同 ,刑法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进路。     

Placating the Powerless: Effects of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Explanation on Affect,Memory, and Stereotyping

In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volving power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the effects of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explanations for power were investigated on measures of affect, stereotyping, and memory. We found that powerless groups reported more positive affect (relative to negative affect) when explanations were provided for their powerlessness, whether these explanations were classified a priori as either legitimate or illegitimate. Members of powerless groups also attributed greater intelligence and responsibility to the outgroup when it was in a position of high power rather than equal power, and these effects on stereotyping were enhanced when explanations for the power differences were provided. Finally, research participants tended to misremember the reasons given for the power differences as more legitimate than they actually were. These results support a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Jost and Banaji [1994] Br. J. Soc. Psychol. 33:1–27) in that people seem to imbue placebic explanations with legitimacy, use stereotypes to rationalize power differences, and exhibit biases in memory such that the status quo is increasingly legitimized over time.     

算法决策规制——以算法“解释权”为中心

算法决策正成为经济与社会体系的一部分,一方面,它创造了显著的社会与经济价值,但另一方面,不公不义的预测或推断会损及个人自主与尊严从而使算法备受质疑。由于算法无法解决自身导致的妨害问题,且算法控制者与数据主体间存在明显的信息或权力不对称,因此,有必要赋予个人一项具体的数据权利——算法“解释权”,以强化其对于己不利的算法决策提出异议的权利,进而促进算法正义、保护个人自主与尊严。不过,利用“解释权”对抗算法妨害虽然必要但并不充分,其在技术上面临可解释性难题,且与商业秘密存在紧张关系。因此,算法决策需要统合规制,需要进一步增强算法决策的社会控制,优化算法应用监管。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之主体评析

司法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 ,应首先保障刑诉法司法解释主体的权威性和合理性 ,才能保证刑诉法的正确贯彻实施。由此 ,笔者从宪法和法理学的角度 ,对现行刑诉法司法解释主体制度逐一进行了评析 ,指出了它存在的不足之处和需要进一步善的措施     

关于承接传统"孝道"的理论思考

在近年的思想道德研究中,关于承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进行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以一个具体的传统道德观念——“孝”为例,从理论上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和阐释,使其富有传统的魅力和时代的特征,成为全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新观念,为新的思想道德体系提供养分,从而实现传统美德与新思想道德体系的完美结合。     

论行政评价机制与参与型行政

在政府职能定位和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建立一系列行政评价机制,完善参与型行政,是实现公共利益这一行政活动的最高目的的基本保障。在行政评价和参与型行政方面,发达国家已有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值得正在引进行政评价机制的中国予以关注和借鉴。确立解消信息非对称性的信息公开、信息发送机制,是实现参与型行政评价的前提条件。政府应当在履行公开信息和说明责任的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市民参与行政评价进行技术支援,提高相关主体的“掌舵”技能,支援相关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要赋予行政评价更进一步巩固的地位,使其成为具有实效的制度,行政评价的法制化是首选的途径。     

反腐败力度与说理机制的完善——从违纪警察的被辞退谈起

在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 ,应重视在责任追究制度中说理机制的建立及其完善。其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 ,它在体现一种人文关怀精神的同时 ,反衬出现代法治对人的尊重。说理机制不仅是国家法律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保护 ,而且也有助于责任人或腐败者的纠错或改造。重视消除因规范体系内部的矛盾或法律制度上的某种缺陷 ,所导致的适用法律或规则上的种种问题 ,对于说理机制的完善和责任追究制度的健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司法审判的法哲学分析

司法判决是制度、事实、个人活动的合因之果,判决形成的思维工具包括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判决以确定性为特征,而法官形成判决过程中的判断却具有综合性。     

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诠释与解析

1987年,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WECD的成员们,把经过4年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CommonFuture)提交联合国大会。以此为标志,“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便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但从沿革来看,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形成差不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这半个世纪也是人类对发展的原则、意义、目标以及对自身发展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作深入思考并渐晓真谛的关键时期。本文试图从发展沿革、概念比较、内涵诠释、理论分析、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修正以及自身的发展创新和与时俱进等多个角度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了一些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决定了它势必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界、理论界对其空前的重视和认真思考,对于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势必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