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思考

明确说明义务是保险人的一项法定义务,但保险法并未明确规定说明的范围、方式及其程度标准,导致理论上争议较大。实践中对保险人是否已尽该义务的认定也莫衷一是。破解上述疑难问题的前提是对该义务的立法原旨进行理性定位,避免片面强调倾斜性保护;以此为指引,对该义务履行之对象范围与程度标准的界定也需要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之上进行。     

论数罪并罚可以适用缓刑——从解释论的视角出发

数罪并罚能否适用缓刑是一个有较大争议的问题.持反对立场学者的立论依据是对数罪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持类似立场.刑法解释应当贯彻形式解释优先的立场,对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条文应坚持严格解释,不当地限缩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于该问题应采肯定说,是否适用缓刑应依据刑法判断是否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符合的依然可以适用缓刑.     

试论利益衡平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

利益衡平在形式推理、实质推理、法律解释方法选择、法官自由裁量权规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它决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左右着法律适用的进程中方法、工具的选择,决定着法律适用结论正确与否。     

中国法理学发展的理论诠释——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法理学在三十年的发展中逐步从萧条走向繁荣,从理论的单一化走向理论的多元化,并且在理论前提的变迁中日益呈现出自主性的品格,这表现为法理学的知识面貌、思维方式、论证风格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法理学在培育人们的理论思维、指导部门法学、构造法律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是衡量法理学是否有用的重要标尺。中国法理学应当发展出自主性的法律理论,这就需要法理学融合多元理论、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理念并调整自己的话语方式,创造真正具有独立性思想品格的法理学。     

“办案情况说明”证据能力探讨

“办案情况说明”不是规范的专业术语，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应法院、检察院的要求，由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形形色色。并非所有的“办案情况说明”都具有证据性质。具有证据性质的“办案情况说明”可以分为三类：证据补充性“办案情况说明”、证明侦查行为合法的“办案情况说明”和直接对定罪量刑有影响的“办案情况说明”。各类“办案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各不相同，应区别对待。当前，法庭采信部分“办案情况说明”存在现实弊端。     

合同漏洞法理研究

合同漏洞就是合同的客观规范内容不能准确和完备地描述与交易有关的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以及每种状态下合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这是因为交易条件的不可证实性与不可观察性而存在的合同成本产生的。合同漏洞补充的基础是诚信原则导致合同关系的扩大 ,法官依据当事人的合同关系进行合同利益分配。合同漏洞补充的规则有合意补充、交易习惯补充、任意性法律规范补充和合同解释补充。但为控制法官的合同解释权力 ,应当完善合同漏洞补充的规则     

错误解读本国优先权制度的原因分析及立法建议

本国优先权是优先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部分学者对本国优先权作用的研究,形成"三点论"和"六点论"两种观点,其中不乏错误的结论。有必要对产生错误的根源进行分析并研究相应的法律规定,以此维护建立优先权制度的初衷,再现法律的公平理念和鼓励发明的创新精神。     

审视保险人说明义务

阐述了保险人说明义务在防治保险信息不对称、保障投保人合法权益、维护保险合同的实质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行保险法的规定仍存在诸多缺陷。提出该义务应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进行重新构建,将主动说明与询问回答作为区分一般说明义务与特殊说明义务的标准,并扩张特殊说明义务的范围,同时赋予投保人以变更权和撤销权,以更好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     

析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在 1 999年 1月 2 9日就内地子女在港居留权的判决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后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条文作出解释。在这一事件中 ,问题的焦点在于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本文拟就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实现司法社会效果的一种可能——对实用主义法律解释观的论证

审判活动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可能及可行的。这一过程需要每个法官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灵活运用法律和解释法律。最根本的解释方法应是基于实用主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法律解释应在对社会问题的回应中实现自身价值，应在对社会效果的追求中不断完善自我，应通过对公众舆论的引导推动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