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法制观的继承与创新--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民主法制观比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崭新的制度前提和实现途径 ,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依法治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进行了初步探索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探索出一条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目标 ,以政法干部建设为保证 ,以法制教育普及为途径 ,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与民主紧密相联系的现代法制的新思路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实践中继承与发展了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 ,成为我们在新世纪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指导思想。     

论江泽民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在新的历史时期 ,江泽民站在时代的高度 ,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观察、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在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主体、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相互关系、怎样处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及社会发展方向六个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原有的认识 ,把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基层农村社会中的法治结构分析--从中国农村的乡土性看民间法的法治意义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本质特征所作的一种概括.乡土社会中的法治结构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治二元结构.在现代化法治建设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在法治二元结构中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关系,在重视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民间法的法治意义,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发展模式.     

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

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之一 ,而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是实现公正透明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本文论述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法理基础、现实意义、实现条件、面临的障碍以及信息公开法应确立的主要制度等问题。     

警察权力制约的若干“瓶颈”分析

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 ,加强对警察权力的监督 ,本是法治社会下对警察权的行政本质深刻认识的结果。但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稳定压倒一切”的当代中国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发展却面临着诸多“瓶颈”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与社会学、管理学、司法机关的工作实践和法治社会的必备条件以及当代中国国情等宏观因素存在着冲突之处 ,这些冲突之处又反过来阻碍着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进一步推行。     

论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价值选择。对其证据能力的不同选择,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目的的能否实现。在我国,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如何,理论界说法不一。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并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是我国诉讼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法治思想与当代行政领导行为

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文以邓小平法治思想正视当代行政领导失范现象,并从思想文化和制度建设上入手,扼要分析当代行政领导失范的根本原因,以及规范当代行政领导行为的基本思路。     

行政公共信息公开的理论及其实践

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公民知情权的满足和公共信息的自由流动是支撑行政公开的法理基础。内部协调一致的立法架构、先地方后中央的立法进路、非政府组织的大力推动和司法审查机制的有力保障是国外行政公开实践的宝贵经验。为了使我国政务公开改革尽快走上法治化的轨道,必须大力健全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构建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并充分发挥法院的司法审查功能。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价值冲突和选择——兼谈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之构想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否采信,体现着国家在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大价值上的取向。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预防违法、保障人权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有必要完善该规则。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兼论法治主义与宪政主义的区别

根据法治的价值内涵的不同,可以将法治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大类.形式法治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传统的法治观念,认为法治就是法律之治;而实质法治则是价值法学传统的法治观念,认为法治必须是善法之治,必须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在价值内涵上,实质法治和宪政主义的基本理念相契合,宪政主义构成了法治主义的价值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