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反规避权立法的比较与反思

反规避权系版权法为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而创设的一项与传统的著作权截然不同的权利。反规避权自问世以来,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而且事实上也产生了诸多的消极影响。在各国的立法例中,虽然有关反规避权的制度安排不尽相同,但对于反规避权的消极作用的法律规制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在给予反规避权保护的前提下,更应该尽快完善对于该项权利行使的限制。     

专利侵权不停止的司法可能及其实现

按照传统民法程式化处置模式,停止侵害是侵权案件必然的司法后果.但如果将这一模式直接引至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过程,则可能发现其中的非必然性.基于科学技术的公共性特质,法院更有可能倾向于在司法过程中促成专利交易,即专利侵权不停止.传统模式的突破,无论从理论解释还是专利实践上均能获致支持.以优化技术资源的市场配置为立场,可以获得“容忍限度论”及“责任规则说”的诠释；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专利侵权不停止业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司法裁断,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则仰赖于专利权自身的横向权利结构和对技术目标的诠释.     

高职院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以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为例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是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社科类专业。既要了解创新高职院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必要性,还要就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和创新思路进行分析和探索,进而找出一条适合社会发展需求和体现学院专业建设特色的人才培养之路。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人权法反思——基于必要性的考量

合理使用作为著作权制度中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安全阀",其适用范畴的任何伸缩,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言论自由权、受教育权、隐私权等人权问题。回溯知识产权与人权挂钩的历史事件,反思在著作权保护与人权保护同样强势扩张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失衡,进而指出合理使用制度的未来变革应当体现知识产权保护的人权属性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监狱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实施，监狱企业开始成为真正的经营和理财主体，但目前监狱企业财务管理还不能很好地适应体制改革的要求。因此，必须认真分析监狱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强化监狱企业财务管理的对策，从而推动监狱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测谎权

山木集团前总裁宋山木强奸案向我们提出了被追诉人有无权利要求测谎的问题。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允许使用测谎技术,无论是允许其作为证据使用还是仅仅将其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手段,被追诉人单方面向法院申请测谎,实质上均是一种试图向法院澄清事实真相的诉讼证明行为。被追诉人的测谎权是一种相对权,而非绝对权。鉴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测谎只能作为审查判断言词证据的方法,尚不能作为独立的证据适用,因此法院是否批准被追诉人的测谎申请,应以有测谎之必要为前提。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会管理主体权威日渐弱化、"乡政村治"造成权力运行中的体制摩擦、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社会协同管理意识薄弱等是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新时期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应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多元主体的协调运转机制,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预警调处机制,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     

海上保险中被保险人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所负之义务

通过对被保险人对于代位求偿权所负义务性质的剖析,明确了被保险人仅负有不得损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消极义务。结合英美法的相关制度和判例并联系中国海上保险的司法实践,进一步阐述了被保险人所负义务的内涵。最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53条进行检讨,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53条的修改建议。     

沉默权制度的发展、利弊与限制

沉默权制度作为诸多国家在刑事诉讼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必要对其历史发展、利弊及现今限制等问题予以了解,这对我国正在酝酿的刑事诉讼法的整体修改以及相关问题的废、改、立具有重要意义。     

Framing Exclus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Far-Right Mobilisation and the Debate on Charlie Hebdo in Italy

While the January 2015 Paris terrorist attacks presented a crucial opportunity for far-right mobilisation, the focus on liberal democratic values and Charlie Hebdo’s non-conformist progressive profile presented challenges for right-wing discourse. Taking Italy as a paradigmatic case of public controversies on cultural and religious affai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generated by multicultural crises for far-right framing choices. A qualitative frame analysis analyses the discourse of three types of far-right actors. While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extreme right, and ultra-religious right groups disagree on crucial criteria for outgroup exclusion, they collectively employed the Charlie Hebdo controversy to redefine their exclusionary discourse on liberal grounds with the goal of gaining legitimacy in the mainstream public sp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