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标签的消费者知情权比较研究

各国对转基因食品实施了不同的标签制度:强制标签与自愿标签。这两种标签制度分别建立在消费者需要知情和消费者有权知情的法理基础之上。需要知情是以产品为基础,确保消费者对客观真实的风险知情;而有权知情往往以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为基础,以风险预防为原则管理风险以减少消费者的感知风险。一个国家采取何种转基因食品标签制度,受到该国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影响。我国转基因食品标签立法在即,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因地制宜地实施强制标签制度,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     

恢复性行刑犯罪控制功能论

犯罪与被害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关注被害人成为控制犯罪的一重要途径.而恢复性司法这一缘起功能成为恢复性行刑具备犯罪控制功能的内在原因.恢复性行刑不但能使施控者与一般社会主体在与被控者互动交流中淡化犯罪标签作用,还可实现管理信息与反馈信息在施控者与被控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提高司法控制功能.开放性的恢复性行刑模式通过培育服刑人员...     

强制调解模式研究

通过搭建“强制调解的主导者”和“强制调解的适用阶段”两个维度所形成的框架，可以对强制调解进行类型化分析并提炼出四种模式。一国或地区选择何种强制调解模式，要受到程序正义理念、传统法律程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我国实际，未来有必要引入司法性诉前强制调解模式，实现从程序保障提高、调解人适格和制裁措施到位三方面确保诉前强制调解优势的发挥，同时有必要对我国原有的司法性诉中强制调解模式进行改造，实现调解者与审判者身份的分离和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时空的分离，并在立法中明确赋予法官动态裁量调解启动的权力以及启动调解时应当考虑的基准。     

论军职罪的立法模式

将军职罪纳入刑法典的做法,宏观上无视军民分治的社会事实及军事刑法的价值取向,微观上会带来一系列立法技术上的问题。为了落实军事专业主义的要求,迎合世界范围内军职罪立法的潮流,更好地展开军职罪的立法内容,在不影响刑法典内容完整的前提下,军职罪宜采取单独立法的模式。     

论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废除

以程序性争议与实体性争议的分类为基础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并不符合民事诉讼的法理。案外人异议之诉和案外人执行异议,实系分别以强制执行法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为基础。因此,制度的法理基础完全冲突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和案外人执行异议,无法在强制执行法中并存,二者必废其一。强制执行中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本无优劣之分,但需要结合一国的国情予以选择。从当前的国情出发,我国应当废除案外人异议之诉。     

提高公安执法公信力 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

文章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视角,阐释了提高公安执法公信力,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体现和依法治国方略的保证,同坚持公平正义、执法为民、人权保障等紧密联系。而执法不公正、人权保障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非警务活动过多、民警执法素质偏低等,则是当前减损公安执法公信力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并论述了完善此命题的对策措施,诸如提高公安民警执法素质、追求公平正义价值、践行执法为民理念、规范执法程序公正和支持民警依法反暴制暴的执法行为等。     

当下中国农村法治的迟滞与路径选择

后乡土社会改变了乡土社会封闭、固定与坚持的传统,属于农村经济、政治与思想转换进程中的过渡性阶段,需要逐渐寻找自己生存的法治根基。当下农村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中遇到了市场机制缺乏、民主政治根基薄弱、农民法治意识落后等现实阻隔。在推进法治进程中,应当以当下后乡土的现实选择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理论与实践进路。     

论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面临日益增多的暴力袭警事件,必须加强刑事立法,使警察的执法权益得到根本性的保障.在刑法总则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内容中增设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增设有关袭警犯罪的内容,以加强对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论“宽严相济”在监狱行刑中的运用

监狱作为政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认真贯彻国家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深刻揭示监狱行刑的精神实质,是监狱科学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前提;紧扣监狱行刑的报应职能,是监狱充分发挥刑事政策重要职能的根本保证。在此基础上,切实抓好行刑管理上的具体适用,监狱在促进和谐社会积极构建上的努力才能生动体现出来。     

恢复性行刑：和谐、健康与回归社会

恢复性行刑的最终目的是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它包括对罪犯的再社会化,对罪犯社会谋生技能的训练或修复,对罪犯健全人格的修复和教育,对罪犯社会道德与良知的恢复等。恢复性行刑所涉及的主体包括国家、社会、服刑罪犯、受害人以及社区公众。为此,恢复性行刑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尊重、和谐、安全、健康和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