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行政执法的质量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当前的治安行政执法,普遍存在着执法工作的价值取向上有偏差的问题、执法过程不规范的问题。治安民警自身要求不严制约严格执法,业务素质不高影响规范执法,缺乏人权意识干扰文明执法,法律意识淡薄削弱公正执法,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治安行政执法的质量不高。治安执法中存在的质量问题,社会各界十分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应当尽快加以解决。综合利用警力资源,提升民警素质,严格教育培训,完善监督考评制度,改善执法环境,规范案卷制作,是提高执法质量的基本路径。     

论"宽严相济"政策对监狱行刑的作用

"宽严相济"政策的提出,是国家对刑事政策所作的重大调整.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践证明,监狱机关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政策,对于行刑工作的开展具有维护、安抚、警示、分化、激励、惩戒、完善和提高等八个方面的作用.     

论监狱行刑中的正义

在整个监狱行刑进程中,正义始终是一个对行刑保持涉问,并推动监狱行刑不断远离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因素,正义的实在支配着监狱行刑的应然价值,因此,提高监狱行刑质量必须努力实现监狱行刑正义.     

论《行政强制法》对公安行政工作的影响

《行政强制法》是继《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之后又一部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重要法律。该法的制定,使公安行政强制的法律概念进一步明晰,强化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具体事项的识别标准,强调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执法主体的执法资格,确立了公安机关行政强制的适用原则,对公安行政工作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民事执行中和解协议的履行

执行和解既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处分实体权利的一种诉讼权利,也是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在执行中因其具有便于履行、有利于缓解当事人之间的冲突、节约执行成本等良好功能而为世界多数国家的执行立法所青睐.我国法律中的执行和解缺乏制度的特点,存在着种种弊端,尤其是和解协议的履行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使执行和解应有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完善执行立法,使执行和解在我国执行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论物权性强制性规范与债权合同的效力——以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为视角

依据区分原则,物权法中的强行性规定仅为物权是否在当事人间发生变动的依据,其对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债权合同效力并无影响。《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中的强制性规定,除了公法中的行为规范外,尚包含私法中的强行性规定且为合同法中的强行性规定,而不包括物权法中的强行性规定。因此,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擅自转让抵押物的合同有效,仅物权不发生变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法院执行协助问题研究——以环渤海地区法院之间的委托执行为例

本文针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日渐增多的法院委托执行问题,对最近十年环渤海地区各级人民法院之间委托执行案件的情况进行了实证考察,分析阐释了委托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结合环渤海地区的实际,提出重新配置环渤海地区法院之间委托执行的权限以及完善相关监督机制的设想。     

一审判决效力与二审中的诉讼外和解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号指导案例评析

对指导案例2号归纳的程序规则,理论上可用"执行力替代说"来加以说明。引入诚实信用原则并明确其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亦为本案的靓点之一。指导性案例应当随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系列性,使规则的流变和连续这两种司法实务的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此意义上,本案能够成为程序规则发展的一个起点或中间项。通过对案情基本事实多种演化形态的示例性延伸,本案程序规则的内容及其参照运用能够体现出微妙地调整变化却又保持前后一贯稳定性的独特机制和作用。本案所提炼出来的裁判规则既可能循着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化、要件化这一路径发展,也可能根据司法实务中对"撤回上诉还是撤回原审起诉"的现实问题作出的回答而演变。对指导案例2号的分析表明,可以把"类似"或"参照"等对指导性案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概念逐渐地加以具体化和类型化。     

公安行政处罚强制执行问题——以行政处罚决定机关的直接强制为侧重点

公安行政处罚的强制执行,是公安机关履行其职责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难以替代的意义。没有强制执行,公安行政处罚就不会有实效、社会治安管理就会软弱无力、社会秩序将陷入混乱。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施,行政强制执行问题已经提上各级公安机关的案头,其中很多法律问题,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疑问需要深入学习和讨论。本文将一些法律规定尚不够明确的问题提出来并试图做出必要的解释作为学习、理解和适用强制法的参考。     

Section 994 of the Companies Act 2006 and the Primacy of Contract

The Court of Appeal's decision in Fulham Football Club (1987) Ltd v Richards & Anor is both of interest and significance. By embracing the idea of the parties’ ability to ‘contract out’ of their statutory right to petition the court for relief under section 994 of the Companies Act 2006 (the so‐called ‘unfair prejudice’ remedy), their Lordships have not only contrived to stun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unfair prejudice as a minority shareholder remedy but, and more importantl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ase note, their decision has reasserted and extended the contractual analogy in modern UK company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