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金刑执行难解决途径之探索

罚金刑在我国作为一种附加刑而存在,在刑罚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然而,任何一种刑罚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文通过对罚金刑执行现状的反思,提出了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制度构想——主刑化。     

试论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完善

从立法到司法实践,我国死刑执行程序较以前对死刑犯人权的尊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具体操作细节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文章从理念到原则、从制度到规则、从监督到保障、从责任到追究四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完善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确保通过正当的死刑执行程序,切实贯彻“少杀、慎杀、严禁错杀”的死刑政策,并通过合理人性化的制度设置切实保障死刑犯这一特殊群体的人权。     

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存在问题实证分析——以757份裁判文书为依据

我国法院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尚存在诸多问题,大量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缺乏管辖权依据的阐述或对此语焉不详,甚或管辖权依据适用错误。在管辖权异议方面,仲裁协议与法院管辖、债权转让与原合同管辖权效力间的关系纠缠不清,异议不断。在准据法适用中,不但大量的裁判文书没有准据法选择依据,法律适用呈恣意态势,而且法院地法被大量适用、准据法选择方法较为单一等均引致相当弊端。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判决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的严重问题在于对承认与执行的法律依据阐述含糊不详。     

刑罚、行刑法新解

行刑法蕴含了刑罚所没有涵盖的目标与内容。行刑法以刑罚为基础 ,立足于以恶制恶。但刑罚中却推导不出感化和扶助性矫治。矫治注入行刑法是基于刑罚先在的事实 ,它绝不是要制造强制与教育的矛盾 ,而是利用刑罚之外的力量 ,把刑罚负效应降低 ;此外当惩罚、教育立足于保护普通公民的权利时 ,行刑法用受刑人的权利标准把这些法律措施适用控制在合理范围。     

刑事执行中关键技术的运用和创新

刑罚执行是体现刑罚惩罚,维护法律尊严的最后一道“工序”。由于目前我国刑罚执行中,存在着一系列立法上或技术上的缺陷,因此,减刑与刑罚应有一个合理的弹性空间,应扩大假释的使用范围,对管制刑、缓刑、资格刑、财产刑等问题予以完善。     

论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 ,但未明确规定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从而为民事执行活动的外部监督机制的设置留下了空白。本文从分析民事执行程序本身法律规定的缺陷以及现实存在的“执行难”和“执行乱”问题着手 ,就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同时阐明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监督的意义 ,并对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的范围、方式和程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的范围限于执行活动的合法性问题 ,监督的方式应当根据执行活动违法的形式有所不同 ,并不一定全部以抗诉的方式进行 ,监督程序的启动应当以当事人提出申请为前提     

公共政策的缺陷分析

当前我国公共政策产生多种缺陷的原因主要是,政策目标制定不合理、方案选择的错误以及价值观的偏离。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要从公共政策的制定着手,使政策问题透明、政策目标清晰、方案设计科学、决策参与民主、评价主体多元。只有制定出完善的公共政策才能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真正构建和谐社会。     

浅论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力。适度的自由裁量可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体现法的灵活性。依法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有利于提高执法效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从立法、司法监督、执法等环节进行控制,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法官的困惑:在判决与执行之间--对一起案件的判决与执行的法社会学思考

一起案件,对不同的当事人送达不同的判决书,不仅仅是法律上的玩笑,它透视着传统法观念的影响.判决要合法是法治的根本要求,同时判决又要合理,以符合民众的法意识,情理法忽视程序法的价值,司法泛行政化,导致法设而不用,司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判决与执行之间必须有合理衔接才能达到司法的实效.执行要有可能性,又要有妥当性.传统社会的社会组织以及行政权的泛化对于执行有效性而言是值得思考、借鉴的.行政对司法不应干预,但应加以配合.因加强社会组织的作用,使司法不至于在传统现念与现代法律之间无法应对.     

论我国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以中美死刑比较为视角

美国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诸多成功实践可资借鉴。在我国,刑事和解可以成为裁量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重要参考因素。应当适当延长死刑案件的诉讼期间,以利于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应当允许死缓执行过程中的刑事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