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调解运动”之反思——基于两种文明秩序的视角

当下,调解在我国法院大行其道,甚至某些地方大搞调解运动。本文基于文明秩序的视角,对调解制度的产生根源和效用以及当今社会调解运作的方式进行反思。在道德文明秩序中,以调解为核心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有其普遍性适用的文化肌理。在法律文明秩序下,规则中心主义的制度安排压缩了调解机制的存在空间,调解的有效性也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法院调解的运动化会导致消极强制的效果,削弱民众对法律的信仰。     

论马克思的物质循环理论与循环经济思想

马克思的物质循环理论是在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其具有了生理学、生态学的科学含义。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他第一次把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使劳动过程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过程实现了本质的统一,马克思把它称之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循环）。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已成为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命题。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重新探讨马克思的物质循环理论,尤其是站在循环经济的角度对这一思想深入研究极其重要。     

《法国民法典》与社会文明和制度文明

《法国民法典》是民法法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它建基于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律和启蒙思想之上.既吸收了旧法合理的成分,又带有理性主义思想的印痕.拿破仑领导制定并强力推行的《法国民法典》,在社会文明和制度文明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民法典,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选择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对其概念进行了解读,从而掀起了研究生态文明的热潮。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既有理论发展内在逻辑的演进,又有现实的动因。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路径,首先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保障。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工作,抓住科技创新这一关键环节,以建设＂两型城市＂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文化的基本理论问题新探

文化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人类共同体为了满足该共同体整体与共同体成员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在该共同体范围内得到认可、践行、传承的活动方式的总和。中华文化的基本认知方式是拟人思维,即将万事万物都理解为具有人的属性的对象,用对人的理解类比对万事万物的理解。认知的基本信念是万物类象。凝练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需要集中民智民意的文化大事。本文提出一个核心价值观表达体系：“平和、平衡、平等;民富、民智、民主;自强、自由、自律;求真、求善、求美。”     

生态文明社会调节机制：立法评估与制度重塑

生态文明社会调节机制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而生态文明社会调节机制的法律体系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法律系统,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律、法规和其它规范性文件。通过运用要素量化评估法,并辅之以法律解释学的价值判断,可以有效地发现生态文明社会调节法律体系的问题和缺陷,进而提出完善该法律体系和加强生态文明法制建设的建议。     

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制度优势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理论昭示了社会主义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制度优势,且这种制度优势是系统而全面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前提,中国共产党执政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道德基础。     

民众评价活动中的误导、悖论和言论自由

民众评价活动在众多个体评价活动的传播互动中形成。其"无机方式"使得它容易被民众领袖和权威机构误导,由此就产生了悖论。言论自由是解决这一悖论的重要途径。可以从哲学的自由角度和政治学的民主角度来理解言论自由的涵义。不同涵义的言论自由对于悖论解决的意义不一样,它们相互补充。要在政治文明建设中促进民众评价活动中的言论自由。     

信息时代对刑法解释论的究问——ATM机盗窃案和“艳照门”事件引起的法律思考

信息时代背景下的ATM机盗窃案和“艳照门”事件凸显出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司法解释与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刑法解释论中，客观解释论居于优势地位。客观解释论是当代中国必然的选择。坚持客观解释论，不能超越法律文本的可能文义。     

论视听资料的“查证”

视听资料作为一种证据材料，具有其他物证不能比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实践中，因为视听资料容易被伪造或篡改，且不易被人识别，故而作为证据使用时，可以采用必要的方法和手段进行严格的查证，以确保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对视听资料的查证包括检验和审查两个类别，前者是利用科技手段检查视听资料的真实性，后者主要审查视听资料的来源和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