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察防范理论研究与思考

在当前形势下,开展刑事侦察防范是加强刑侦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对于刑侦部门专业化建设,强化业务基础工作,建立刑事犯罪情报信息系统,增加发现犯罪、制止犯罪的方法手段,寻找更多的侦破案件途径,提高刑侦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有效地预防犯罪、减少侵害结果的发生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后现代质疑现代性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借鉴作用

现代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秩序、政治体制、文化状况的统称.质疑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价值取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质疑,主要有:以"微观权力论"质疑批判了西方所谓的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工具理性"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以"非中心化"思想,质疑现代化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诸如,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等,同时表达了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关注.这些质疑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启迪是:首先要明确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生产力发展,才能避免西方现代化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在现代化进程中,要注意从产生异化的原因入手,创造条件防止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拒斥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正确认识、处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求得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与创新

民族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经历了以政治平等为特征的发展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全面协调发展理论的演变过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现代化建设。     

"纯粹法学"视角下的立法权正当行使及其批判

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判准不能由立法权权力本身来证明,它的判断标准不在于法律的"实证性",更重要的是需要突破"法条"回归立法的"社会"维度。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探讨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对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影响,并揭示其理论的限度就显得十分必要。哈耶克和莱奥尼对凯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哈耶克从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立法权正当行使不能超越内部规则,而在莱奥尼看来,立法权正当行使应当来源于个人的诉求。     

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的博弈论方法:策略、结局、效用

"三农问题"是国人目前普遍关注热点,农村发展没有质的进步,农民人权保障缺失,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双双步入困境。农民人权是农村发展的目的,也是农村发展的手段;农村发展以农民人权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二者的极大关联性,引入博弈论分析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在博弈模型中,"策略"是对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的行为假设。经过纯策略和混合策略的博弈,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达成一种利益均衡的契约,这种契约产生的合作共赢的结果,称为"结局"。而对这种结局进行评价称为"效用",表现为以农民人权度量农村发展的评价标准体系。     

非监禁刑预防再犯功能的系统论考量

社区矫正系统由对象、主体、技术和资源等要素构成。社区矫正对于矫治罪犯、节省资源、促进社会和谐等具有积极功效。社区矫正具有多元的目标体系,而实现预防再犯效果的最优是其核心目标。由于缺乏实证调查与分析,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否取得了预期成效,还无法定论。增强社区矫正系统内各要素的性能,优化社区矫正系统的组织结构,营造良好的社区矫正外部环境,是提高社区矫正整体功能的基本途径。其中,优化社区矫正的组织结构、调整各方关系是有效提高社区矫正功能的关键。     

公安新闻语篇中的介入资源分析

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语言并不像以往语言学家宣称的那样是一种单纯的传播媒介,而更可能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过程的介入力量。所以,如何利用介入资源协调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对树立公安机关“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良好形象至关重要。     

略论和解方式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合理运用和解方式结案能够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全面解读。在办案中真正运用这一方式,需要司法机关转变观念、重新设计考核激励机制,立法上也需要进一步明确范围和条件,防止滥用。     

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劳动关系调整的探讨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后,我国企业的管理理念也应随之变化。根据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的特点,树立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管理理念,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博弈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罪名自设立之日起,就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本文试图运用博弈论这一数学方法为工具,通过比较相关当事人的收益在有无该罪名时的变化,分析研究该罪名怎样影响他们最终的决定,结果表明,虽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贪污腐败分子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对反腐倡廉有一定的司法救济作用,但总体来看,由于该罪名客观上减少了司法机关取证的激励,增大了潜在的腐败分子的期望收益,与最初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因此该罪名的设立是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