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效用与刑罚效用模型建构

潜在犯罪成本、现实犯罪成本、被刑罚时间是影响犯罪效用的基本因素 ,它们彼此间的可替代性 ,满足遏制犯罪刑罚效用的基本特征。因此 ,现实犯罪成本与潜在犯罪成本以及被刑罚时间彼此间不同形式和规模的组合 ,可以产生相同的刑罚效用。遏制犯罪的策略思想就是在满足既定刑罚效用的前提下 ,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 ,使社会遏制成本达到最低。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建构缘由探析

当下法治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纠纷解决方面则表现为强调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运用。本文以构建和谐司法为视角，从理论上探讨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农村社会语境下的存在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     

诉讼费用制度改革与反思——《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问题研究

国务院制定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已正式施行,这个《办法》通过多方面内容的调整,细化了收费标准,降低了很多方面的诉讼费用,以期方便民众诉讼。然而,《办法》的制定及其自身内容中的缺陷使其作用的发挥大打折扣,良好初衷很难达成。应完善诉讼费用制度,以实践司法为民。     

高校财务管理问题与对策分析

新形势下做好高校财务管理工作，对提高高校整体效益，增强高校的竞争力和生命力都有重要意义。围绕高校自身特点，本文就如何加强高校财务管理并使之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     

公司瑕疵设立制度的经济分析

公司瑕疵设立制度是我国公司法修改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对公司瑕疵设立有效制度和公司瑕疵设立无效制度分别进行成本有效性分析和比较,认为公司瑕疵设立有效制度的法律成本相对较低,在我国当前的法制状况下是效益较优的选择。     

浅议传统书法的精神归宿

中国传统艺术保持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是其民族性,它内在体现着对民族哲学精神的理解和价值。本文探讨了儒、释、道三家社会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书法发展的影响。     

调整中的俄罗斯国防工业--结构调整中的经济理性和政府的作用

苏联解体之前就开始了国防工业的军转民过程,十多年过去了,整个世界的地缘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苏联的领土范围内也出现了从政治到经济的剧烈变革,作为前苏联国民经济中技术经济潜力最大承载体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诸如私有化、军转民等。但由于行业的变化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转轨年代,整个行业的变化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国防工业转型的新特点。分析转轨以来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发展状况,探讨其国防工业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和发展的经济理性所在,对我们认识俄罗斯国防工业的转型能有更深刻的了解。     

刑讯逼供的经济学解析--以刑事侦查为视角

我国刑事侦查中非法刑讯逼供的现象非常普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警察使用刑讯逼供作为侦查讯问的手段所支付的侦查成本低,为此承担不利后果的风险小,但却能获得破案等一系列高收益.警察刑讯逼供问题难以从根本上杜绝的原因与我国现行的法制体系和公安机关的行政运作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只有消除了刑讯逼供内在的发生基础,降低警察从刑讯逼供中获得的利益,提高刑讯逼供的成本和风险,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刑讯逼供问题.     

<Emphasis Type="Italic">Dura lex,sed lex</Emphasis>? Insights from the subjective theory of opportunity cost

Seeking a grounding in Buchanan (Cost and choice: an inquiry in economic theory, 1969) subjective theory of opportunity cost, this paper sets out to fix a notional locus of the law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cost of law enforcement.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impact of unlawful activities on the economy and analyses the evolution of individual criminal activities in collective crimi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mafia.

论经济危机下的政府行政成本控制——以政府行政法治化成本控制为视角

政府成本的状况,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各国的公共行政部门由于"规模"过于庞大,行政效率低下,浪费了过多的紧缺资源而备受批评,合理节约有限资源,控制行政成本成为政府行政关注的主要焦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加速向实体经济侵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国内经济环境也随之不断恶化。同时,我国也正处于法治化发展阶段,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权力已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而如何以尽可能少的耗费实现政府行政法治化正是我国法治化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因此,必须通过对政府行政法治化过程中的直接法治成本、机会法治成本以及法治社会成本进行合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