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错误探究

侦查错误理论要求侦查主体在侦查过程中正确、全面、发展地诠释和抑制对科学侦查有负面导向的侦查主体、侦查客体、侦查方法和相关人的致错因素。侦查主体未能形成正确的侦查错误意识,不明确侦查错误的表现形式,缺乏探求侦查错误成因的勇气,将很难在侦查错误预防上大有所为。对侦查人员来说,运用侦查学基础知识,准确界定侦查错误概念,明确侦查错误表现形式,探求侦查错误原因,进行侦查错误预防,是十分必要的。     

非法行医罪与医疗事故罪辨析及立法思考

非法行医罪和医疗事故罪在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各犯罪构成要件上都有区别,罪数形态上亦有区分执业医师擅自脱离执业地点和不按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的行为应以非法行医论处,有证医疗机构的无证“医务人员”从事诊疗、护理等活动造成损害的应以非法行医论,无证人员无偿提供医疗服务的仍属非法行医行为,刑法立法上应当对此作出相应规定以资完善.     

监狱医疗困境与社会化医疗模式的构建

“全额保障”的现行服刑人员医疗体制无论在资金还是医疗技术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困难，这种制度并未得到监狱、监狱民警以及服刑人员在价值观念上的认可和行动上的支持，负性影响日趋显现。探索监狱医疗社会化模式，使其始终遵循社会公民一致性原则，将服刑人员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使服刑人员在就医、缴费、保障上摆脱“免费困境”，无疑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论遗嘱受益回避简

遗嘱受益回避，即因特定角色之承担从而能对他人遗嘱的成立或生效产生重要影响的入，不得从该他人遗嘱中受益。遗嘱受益回避的适用对象，包括遗嘱订立时遗嘱人的监护人、医疗人员和参与遗嘱订立的见证人、公证人及起草人，以及前列人员的配偶、直系血亲和兄弟姐妹。遗嘱受益回避的除外情形为：前述人员与遗嘱人之间有配偶、直系血亲或兄弟姐妹关系；即使某见证人或公证人没有参与，遗嘱也能有效成立；遗嘱起草人被列为受益人时，遗嘱人已征询无利害关系律师的独立意见。     

医疗卫生信息化法治建设研究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的纵深发展,在临床管理信息系统和远程医疗的应用正逐渐成熟而趋于智能化进程的同时,网络安全隐患、信息外泄、违法谋利及违背医学伦理和医德等问题,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患者满意度和信任度,有损于在广大就医者群体才树立起的我国现代高科技医疗信息化的整体形象。因此有必要加强卫生信息化的网络安全监控,重点研究和完善国家和地方相关的卫生信息化法治建设,依法有效防范远程会诊信息被非法读取的风险;依法遏制为本医药机构谋取不当利益而外泄的信息数据;依法取缔发布虚假、带有欺诈性的医疗电子网络信息、医学图像的广告等非法行为,从而使医疗卫生信息化系统工程的建设朝着更为完善、健康和高速的方向发展。     

解读无人领会的语言——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评析

我国通说对《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医疗侵权诉讼案件举证责任的规定存在重大误解。医疗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只能由患方承担,对此类案件证明的困境应参照西方国家通过使证明责任负担与提供证据责任负担分离的机制及特定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与特定证明标准相挂钩的机制来加以化解。     

如何提高医学留学生临床课程课堂教学质量的思路探讨

招收外国留学生是学校扩大国际影响、提高办学质量和多元化、多层次办学的一个重大举措之一。近年来国内医学高校相继开始招收留学生,但国内现有的医学教学模式并不能完全满足现代留学生医学教育的要求。要提高留学生的课堂教学质量,首先要了解他们的需求、知识背景及学习特点;其次是选用先进教材,再次是尝试更有效的课堂教学模式。     

产前超声检查医疗纠纷4例分析

通过选取4例经人民法院判决的因产前超声检查引发的医疗纠纷案例,探讨此类案件医疗过错、损害后果及其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判定原则。在判定医疗过错时应关注产前检查的规范性,正确看待医疗机构的差异性,并适当考虑时间性因素。此类医疗损害的后果一般均为使有发育缺陷的婴儿出生,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的分析则不同于一般医疗纠纷案件,存在特殊性,需特别慎重。     

论非工伤侵权基本医疗保险先行支付问题

我国《社会保险法》第30条第2款规定了先行支付制度,由于当前的规定不够细致,在实际运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先行支付,应在把握保障参保人基本利益的原则、补偿性原则和追偿原则的前提下,从申请、审核与支付、追偿三个环节来完善。     

共犯的共犯初论

共犯的共犯是刑法理论和刑法立法上的"冷僻"地带。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纵然对其有些许论述,但依然难以称得上"系统"。对于共犯的共犯之概念,国内外刑法学界都未给出明确界定,而仅有一些"轻描淡写"的解释性表述。至于共犯的共犯之分类、理论归属、认识错误以及刑事责任的把握,则是整个刑法学界未有深入探讨的问题。然共犯的共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仅存于想象之中,其依然会出现在各类共同犯罪之中,故对共犯的共犯诸问题的讨论对刑法理论的完善和司法实践中相关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