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出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及适当限制

随着科技发展及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我国与胎儿畸形相关的纠纷和诉讼呈明显上升趋势。我国侵权法应当引入错误出生的概念,确认错误出生损害赔偿责任。该损害赔偿责任侵害的是患者获得适当产前保健服务的合法权益,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损害赔偿的范围主要为从医疗机构第一次做出错误产检报告时起,至分娩结束时止的与怀孕相关的医疗费用、特殊抚养费用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可以根据东西部的差异限定为5万到10万人民币的最高额;财产损害则根据原因力规则和与有过失规则加以适当限制。     

剖析产品侵权案件的惩罚性赔偿规则——以《侵权责任法》为视角

文章认为,恶意销售损害他人健康的缺陷产品的行为必须得到有效的遏制,[2]应当在立法层面加以解决。文章结合《侵权责任法》,剖析了产品侵权案件的惩罚性赔偿规则,在缺陷产品致害案件的实务操作层面,进行了引申分析,指出《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对于监督企业生产安全、高品质的产品有重要引导意义。     

小额诉讼一审终审制研究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这一制度的设立将使法官的职权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与裁判结果的公正性之间的矛盾会不断凸显，严苛的再审条件也会阻碍当事人权利救济渠道的畅通，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也无法得到保障。借鉴域外小额诉讼救济机制，允许当事人对裁判结果提出异议显得尤为必要。     

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侦查与侦防

对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侦查 ,要做到一“快”、二“细”、三“准”。侦防的具体措施有 :一是强化机动车驾驶员的管理和教育 ;二是大力开展“交通安全村”的创建活动 ;三是建立专门的侦查机构 ;四是加强基础工作 ;五是建立联防协作区 ;六是加大打击和奖励力度 ;七是严格控制阵地。     

公安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机制探析

轻微刑事案件由于其所特有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可调解及和解性,在侦查阶段便可通过协商机制予以解决,不必进入公诉司法程序,而在已经进入公诉程序的案件中亦可以通过恢复性处理机制对案件嫌疑人进行惩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轻微刑事案件进行调解具有现实必要性及价值,同时也存在相关问题,需要完善侦查阶段调解的路径,形成处理此类案件的常态化机制。     

论现代监狱医疗资源配置与运营

监狱医疗是监狱行刑的基本保障。监狱医疗的最低配置标准是必须满足监狱场所的防疫安全和在押罪犯的基本医疗。在现代监狱法治内涵下,监狱医疗必须割除弊病,因地制宜,优化组合自身和地方社会医疗资源,强化医疗资源的科学配置和有效运营,以保障监狱行刑的顺利实施和罪犯的合法权益得到基本满足。当下,监狱医疗资源配置的重点是:科学规划医院(救护站)规模、张列必备机构和设施清单、配备适格适量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明确医疗经费预算增长机制。医疗机构运营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监狱医疗人力资源的互补化管理体制,充分发挥警察、罪犯、聘用人员和社会志愿者四类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积极作用;建立监狱医疗资源的社会化合作机制,多渠道引入社会医疗资源,为监狱医疗服务。     

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探析--以受害人损失弥补为视角

环境侵权损害通常具有潜伏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其损害后果往往要经过较长的潜伏期才会显现出来。公司在存续期间的污染行为，其损害后果可能直到公司终止后才最终显现出来。为弥补环境受害人的损失，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在公司和社会两个层面建立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     

我国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体系化构建——以效率为价值导向的思考

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相较于以公正为价值导向的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以效率为最主要的价值导向,具备程序更加简化、期限进一步缩短的特点。速裁程序在极大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仍存在着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程序阶段性衔接不足、侵犯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等缺陷。对此,应当坚持以效率为速裁程序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总结我国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经验,借鉴域外成熟经验,构建贯穿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制度体系。     

两型社会背景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研究

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当前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失地农民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提出构建失地农民医疗制度的思路和原则,以及具体的解决途径,从而为完善两型社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有益的实践探索。     

国际惯例在涉台民商事案件中的适用

中国大陆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在争议问题的准据法为大陆地区法律,而大陆地区法律没有相关规定,国际上对于争议问题存在国际惯例的情况下,法官决定是否适用该国际惯例.涉台案件的当事人也可以选择适用国际惯例.国际惯例一般适用在涉台货物买卖、运输、保险、支付、结算等方面,且受国内强行法、公共秩序保留等限制.统一实体私法条约可以作为“国际惯例”而适用于涉台民商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