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法律问题初探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关于互相执行仲裁裁决的问题,香港和内地已有相关法律文件作了对等安排,但由于两地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的不同,统一的执行体制必须通过不同的方法、技术和途径来实施,这可能导致对有关当事人的潜在影响,如,裁决执行地的选择,为当事人选择执行地和规避法律提供了可能.     

精神分裂症病人肇事因素分析

就鉴定案例中肇事精神分裂症病人与一般精神分裂症群体、其他肇事精神病人群体的资料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群体的肇事率、凶杀率远高于其他精神病群体;肇事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诊治情况明显差于一般精神分裂症群体,且再婚率低,家庭支持系统不力等。提示：加强对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社会监管和治疗,是防止肇事行为发生,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措施。     

民事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民事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中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制度，然而，由于实践中过于强调调解结案，随之带来一些问题。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应改变当前硬性规定高额调解率的做法，从切实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裁判质量入手，做到调、判并重，调、判结合。     

心理测试中的犯罪者心理研究

从犯罪者个性因素和犯罪环境因素两方面,对心理测试中的犯罪者心理进行分析。通过测前准备阶段分析犯罪者心理,缩小犯罪嫌疑人,确定侦查方向。正式测试时把握犯罪者心理,完整地将被测人与犯罪者区分开来,帮助侦查人员判断和逮捕犯罪嫌疑人,破获案件。     

公安信访问题重在源头治理

公安信访问题直接关系民生,关系到公安机关的形象。治理公安信访问题必须坚持眼睛向内,以"三个设定"的理念贯穿于公安信访工作,重点把握四个环节:一是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二是防字当头,严密排查;三是完善机制,全警参与;四是以人为本,促进和谐。     

高校思政课的变革轨迹及所面临的问题

高校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从新中国建立至今,思政课始终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思政课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05方案"的实施,对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政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前思政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实效性差,为此,各级领导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和思政课的改革。对教师而言,要正视时代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努力使教育教学适应时代的发展,积极创新教学理念,在教法、考法上进行改革探索,以增强课程的感染力、吸引力、亲和力。     

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暴力案件中的应用

目的研究《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暴力案件中的使用情况。方法对103例暴力犯罪案件中的被鉴定人分别使用《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暴力作案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进行评定,并同专家结论进行比较:使用BPRS对精神症状评分:对被评定为限定责任能力的案例进行三级划分。结果量表总分的组内相关系数ICC=0.9073:全量表同质信度Cronbachα=0.9572,分半相关系数分别为0.994和0.991,二者相关系数r=0.969。《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总分和《暴力作案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总分相关较高.r=0.946。量表结论与专家结论的一致性高,Kappa=0.95。限定责任能力案件得分与专家分级意见的一致性高:Kappa=0.97。《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总分和BPRS总分相关性高,r=-0.797。结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暴力案件的鉴定中具有可用性。     

论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的争点问题

刑法第311条规定之罪的罪名应当被确定为"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该罪侵犯的直接客体应当是:国家安全机关对间谍犯罪的侦查活动.该罪行为在时间、内容及程度上均有其特定性.该罪主体应当是特殊主体,其罪过形式应当是直接故意.在认定上,主要应当注意该罪与包庇罪、伪证罪及妨害公务罪的区别.     

侦查到案制度:从现实到理想——一个实证角度的研究

传唤、拘传、口头传唤、留置、抓捕构成了实践中的侦查到案措施体系。对三个典型地区公安机关的调研表明,法定到案措施与非法定到案措施的适用明显错位。根据研究资料分析:审批程序耗时与到案期限紧张这两个因素造成了法定到案措施适用率低下;相比而言,非法定到案措施具有适用条件灵活、适用机制简便、适用手段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以及适用期限弹性较大等特点,由于这些特点,侦查人员较愿选择非法定到案措施。实践中到案措施体系的犯罪控制功能显而易见,从程序正当角度评价,这一体系的运行既有权力控制的倾向,也有权力滥用、不当限制权利的倾向。侦查到案制度的改革应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相平衡的理念,汲取实践中的理性做法,适当参考国外同类制度,建立一个逻辑严密、协调一致,能够充分应对各类案件特点和证据条件的到案措施体系。     

公务员职业倦怠问题思考

公务员职业倦怠在我国所占比例较高,不仅严重影响公务员本人的身心健康,而且直接影响政府效能和公众形象,乃至改革的成败及和谐社会的成功构建。社会环境因素、政府组织因素和公务员个体因素共同促成了公务员职业倦怠的产生和发展。只有全社会积极关注,公务员自身不断努力、政府部门不断推进管理改革、社会环境协同支持,才能有效预防公务员职业倦怠,提升公务员职业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