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现行法律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尚存在需要统一和规范的条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限制了该制度的实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是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一部分。在适用该制度时,应具备损害后果、侵权事实、侵权事实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观过错等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应考虑当事人双方的具体情况。     

案件事实与法律文本的解释之契合

借助于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必然要面对法律适用的问题。法律被制定出来只有通过适用,才能实现其价值。适用法律就意味着要解释法律,因为适用法律不可能像自动售货机一样,输入法条就能得出舍乎正义的结论。我们将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以及法官在这一解释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简要分析,找到那个在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之间交叉的契合点,从而得出合法合理的结论。这一契合点的寻找是处理案件的核心,它代表了正义观念的实现。     

创新公务员培训内容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与时俱进,创新公务员教育培训内容,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不断提高公务员培训质量和培训成效的关键所在。应以需求为导向,根据需求调研的具体实际规划教育培训的内容重点;要从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角度,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着眼于公务员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核心领导能力的提高,来选择和设计教育培训内容;要充分考虑到公务员学习的特殊性,遵循公务员教育培训规律来规划和设计教育培训课程体系;要树立公务员教育培训的质量意识,按照分类培训的原则,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公务员的实际需求,确定教育培训的内容和重点等等。     

试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际主义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但也有其国际主义的一面。其主要特点是提倡非中心主义,践行消极的国际主义,强调国际责任;其主要表现包括国际政治新秩序主张、反对霸权主义原则和“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国际合作观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的主要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的主要历史经验有：始终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军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提供组织保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坚持正确的义利导向;重视军营文化建设,为军人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营造良好环境;积极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为培育马克思主义信仰提供物质基础与现实动力;坚实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培育官兵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坚定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坚持以德治军与依法治军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提供世俗规范和依托。     

论市场监管法的地位——以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关系为视角

市场监管法是否具有的独立地位,是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如以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关系研究为视角,对二者间的共性进行概括及二者间的区别进行分析,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市场监管法的独立地位。市场监管法应当是经济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与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的、独立的组成部分。对市场监管法地位的深入研究,不仅是构建经济法体系的基础,更是保证经济法在我国法制体系中具有独立性,从而使经济法的整体作用得以有效发挥的必备条件。     

浅析婚内人格侵权的民事责任

我国现行《婚姻法》对于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关系的法律调整适用的是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救济,对不涉及离婚的夫妻之间人格侵权纠纷的民事责任的追究却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尚未破裂之时,当事人只想用民事惩罚措施,使加害人更加明确承担法律义务的强制性和严肃性。因此,建立婚内侵权的民事责任即可弥补法律规范之空白,有效地阻止夫妻间侵权行为发生,也是维护稳定及和睦婚姻家庭生活的积极有效途径。     

汉代法制中的人文精神

汉代是传统法转型的时期,不啻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与秦朝分野,在法律制度上多有改革,它继承和创制了许多具有人文精神的法制原则和法律制度,是一个在传统法延续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时代。从人文视角探究汉代法制的理性元素,诸如矜老恤幼、容隐制度、录囚制度等内在的价值,挖掘传统法文化遗产的优质内涵,可以为现代立法提供镜鉴。     

模糊数学理论在量刑中的应用

在模糊集合中,给定范围内元素对它的隶属关系不仅有“是”或“非”两种情况,更有中间过渡状态,用介于0和1之间的实数来表示隶属程度。刑法中的量刑情节具有模糊性,没有明确的外延,但却有着隶属度的不同。在量刑中引入模糊数学理论,利用隶属度函数将不同的量刑情节数值化,然后在量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估,有助于量刑的科学化。     

非监禁刑预防再犯功能的系统论考量

社区矫正系统由对象、主体、技术和资源等要素构成。社区矫正对于矫治罪犯、节省资源、促进社会和谐等具有积极功效。社区矫正具有多元的目标体系,而实现预防再犯效果的最优是其核心目标。由于缺乏实证调查与分析,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否取得了预期成效,还无法定论。增强社区矫正系统内各要素的性能,优化社区矫正系统的组织结构,营造良好的社区矫正外部环境,是提高社区矫正整体功能的基本途径。其中,优化社区矫正的组织结构、调整各方关系是有效提高社区矫正功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