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Israel's Counter-Terrorism Policy: How Effective?

The percentage of Israelis killed by terrorism is higher than in any other democrac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threats Israel has faced, the impact terrorism has had on Israel, and the counter-terrorism policies Israel has adopted. Terrorism has had a decisive effect on Israeli elections and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s, but not the economy. Israeli counter-terrorism has often been conducted without a coherent overall policy, has failed to reflect and conflicted with broader objectives, and has greatly undermined Israel'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Conversely, it has enabled Israel to live in relative security and thrive, and provided its leaders with the latitude to pursue various policies, including peace, should they wish to do so.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方的认知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     

“拒绝衰落”与美国“要塞化”：特朗普的大战略

美国是大战略理论与实践的重镇。冷战结束后,“自由霸权主义”构成了美国大战略的基本内涵。在相对权势有所衰落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12月提出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现出美国大战略转型的端倪。该战略是对“自由霸权主义”的颠覆：除在战略目标(追求或巩固世界霸权地位)大体一致外,该战略极力强调美国安全环境的恶化和外部挑战的大幅增强,在战略路径上主张单方面强化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放弃多边主义,撤回对国际机制的支持,以期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取胜。特朗普的战略存在内在的缺陷,效果亦存在颇多不确定性,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明显相悖,对中国国家安全环境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浅析计算机犯罪取证与反取证

计算机犯罪取证主要围绕证据的获取和证据的分析。主要过程包括保护和勘查现场、获取物理数据、分析数据、追踪源头、提交结果等。计算机反取证就是删除或者隐藏入侵证据,使取证工作无效。反取证技术主要有数据擦除、数据隐藏等,数据擦除是最有效的反取证方法。从取证与反取证两方面分析计算机犯罪的特征,研究反取证技术的根源,可有效地保护国家信息网络安全,打击犯罪。     

书写与歧视——"夜郎自大"现象与少数民族历史的异化

近年来,"夜郎自大"所体现的对于夜郎君主的误解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误解并非是偶然的,司马迁的历史记载以及成语贬义的形成,凝聚着深厚的传统的文化偏见,反映了在古代民族中心主义语境下,少数民族历史书写所遭受的一种普遍命运。     

论国际人权法上个人申诉权及其行使条件

国际人权法上个人申诉不同于国内法上个人申诉的概念,一般用“个人来文”一词代替.国际人权法上个人申诉权的行使必须具备以下四个前提条件:其一是国际法上承认个人申诉权；其二是国际法上承认个人拥有程序行为能力；其三是个人权利在国际法上具有可诉性；其四是国家承认个人在国际法上的申诉权并接受国际个人申诉机制的管辖.     

我国军事设施法律保护的现状与对策

军事设施作为国防的物质基础,对于国家的国防安全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对军事设施用法律的方式进行保护是使其发挥应有之功效的必由之路。因此,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现有内容进行更新;通过修订的方式完善相关的配套性法律;制定专门国防资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从而促使军地各部门协调配合共同保障军事设施保护法律的有效实施。     

论国家刑事补偿制度的构建——兼论我国司法救助之不足

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机制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我国的司法救助并没有明确国家责任,难以担当起法律救济的重任。而刑事补偿制度明确了国家的责任,弥补了司法救助之不足,在与之相关的国家赔偿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其更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建构的必要性。其中,刑事补偿参与主体、补偿范围和标准、补偿程序和追偿程序的界定及设计是刑事补偿制度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