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模式

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对一般制度变迁与创新方式进行分类,对制度变迁方式组合模式与制度变迁任务及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模式进行探讨。     

"那"文化神话景观与大地伦理的建构

“那”文化中的神话,依照其生长于其上生产方式所赋予意义,它能够表现出壮族等民族的空间展演与时间隐喻的交汇特质,形成了科技理解与生态选择相统一的大地伦理模式,为后现代社会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较为现实而又不乏形上指向的文化参考语境。     

论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是国家赔偿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也未明确使用“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这不利于充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国家赔偿制度中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势在必行。     

美国污染场地国家优先名录制度的建设及其启示

有别于传统命令控制模式,污染场地名录管理凭借其信息工具优势在污染场地分级分类管理、优先排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美国法治经验观察,伴随着《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案》(俗称《超级基金法》)的修订完善,污染场地国家优先名录制度依循风险管控理念在加快场地修复和社区重振的务实方向上不断发展。就我国而言,应借鉴域外法治经验,通过建立基于量化指标的污染地块危险等级评定系统,健全基于风险管控原则的场地名录列入、移出规则,构筑以透明、公开为原则的公众参与机制等措施,健全完善我国污染场地名录管理制度。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中国周边安全合作

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实现,不仅需要加强国内安全治理,也需要重视国际安全合作。周边地区对于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践行的首要外部区域。十年来,中国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多领域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谋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纵观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合作的历程,呈现出以下特点：统筹安全与发展、协调推进各领域安全、尊重差异与各有侧重、战略谋划与务实推进相结合。中国在周边地区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更好地维护主权、安全、发展核心利益,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周边地区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安全互信不足、泛安全化、系统效应受限等局限,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基于“求同存异”原则,循序渐进地推进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当代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中,有两个关键词语: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系,对于创新完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复兴的涵义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者统一于复兴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此相应,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开拓世界历史、国家、民族、国民四个维度以形成新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兼顾规模和效率,平行推进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共同体和国民共同体的建设;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中,作出相关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物质基础;作为国民共同体的建设,要从全体国民和国民个体两方面,增加扩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民维度。     

关于国家赔偿标准的问题与建议

《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标准是一个与民事赔偿标准不同的低赔偿标准,在8年的实践中暴露出诸多缺陷。当初确定低标准的认识,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国家赔偿的标准,应当在总体上高于民事赔偿标准,应当坚持完全赔偿原则、充分实现赔偿功能的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和公平原则。建议在国家赔偿标准方面进行修改:一是扩大赔偿范围;二是取消最高幅度限制;三是应赔偿全部直接损失和合理的间接损失;四是增加精神损害赔偿;五是增加惩罚性赔偿;六是提高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七是财产市值计算要有利于受害人。     

The Politics of the British Environment since 1945

This article examines, first, how environmental concerns have shaped British politics since 1945, making the environment an object of governance; and second, how political developments have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focussing on the environmental demands of social democracy. It contends that environmentalism should be considered alongside other political ideologies, such as socialism and feminism, as helping to constitute the modern British state and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citizen. It considers how the management of the terrestrial environment became a hotly contested matter in the postwar decades, drawing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preservation’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This discussion is related to access politics and questions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some current environmental concerns, reflecting on the possible transition from today's ‘carbon democracy’ to tomorrow's ‘renewable democracy’.     

美国国家安全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的融合 ——以国家安全教育立法及其实施为例

美国出台《1991年国家安全教育法》,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取得了重要成果,而这一法制化的进程却并非一蹴而就。美国国家安全教育政策的法制化进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延续至冷战结束方告一段落,历时四十余年。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与同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相伴随,其间突破了联邦政府不得干预教育的立法困境,体现了立法者国家安全观念的重要转变,最终推动实现了美国国家安全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的制度融合。依据该法开创的“国家安全教育计划”是美国落实国家安全教育政策的重要举措,通过数据分析观察该计划的发展实际和实施成效,发现当宏观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化为具体的国家安全人才培养举措时,虽然两端表现出较高的关联性,但是政策与行动之间的传导脱节和错位在所难免。该计划诞生至今,持续开展近三十年,为美国国家安全人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较明显的局限性,可以为中国做好新形势下高等教育范畴内的国家安全教育提供借鉴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