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语境下罪犯改造行为之选择

传统的狱政管理认为，罪犯改造的行为属法律强制执行的范畴。在和谐语境下，罪犯改造行为的选择是罪犯改造内因的外化形式，既表现出社会属性，又表现为法律属性，具有相对性、互为性和变异性等特征。选择是有条件的选择，需要用适度、法治和规范等原则对选择的载体进行调适，以达到激发罪犯积极改造行为之目的。     

法律与法律义务关联研究

通过对法律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可以加深对法律义务概念的研究和解释。因为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法律概念的解释就限定了解释法律义务概念的出发点和立场、前进的方向及最后的结论。因此解释法律义务应当从分析法律概念开始。     

精神病杀人的行为特征与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精神病凶杀行为特征，分析精神病杀人责任能力评定的影响因素。方法对2002年至2006年72例进行司法鉴定的凶杀案件资料分项列表调查，所得数据用SPSS11．0统计软件对神病杀人的行为特征与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作案行为特征以地点、动机、罪错认识、行为隐蔽性、潜逃、自我保护与责任能力评定结果显著相关；暴力作案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与々家鉴定结论之间有较高的一致性。结论对凶杀案件行为特征的综合分析，町作为责任能力评定的客观参考依据；暴力作案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的应用为责任能力评定提供了，相对可靠的客观依据。     

萨瑟兰的不同交往理论及其启示

不同交往理论是美国著名犯罪学家萨瑟兰解释犯罪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在美国犯罪学研究史上曾大放异彩。从萨瑟兰的不同交往理论的9个命题出发,并结合我国国情,由此可得到对于我国立法、青少年犯罪预防及犯罪分子改造的有益启示;而以我国传统文化为基点,则该理论对我国的现实价值有更深刻的认识。     

集团诉讼存在的理由——关于普通法集团诉讼目的论的研究

普通法系国家集团诉讼目的包括:为社会成员提供权利救济,为被告提供程序保障并矫正其行为,尊重集团成员的个人自治等具体目标。我国现行代表人诉讼制度中蕴含的"两便"目的,难以描述和解释深层立法动机,集团诉讼上述目的对优化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有借鉴意义。     

论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的刑事责任

自动驾驶汽车是人类研发、制造、使用和管理的智能产品,不是犯罪主体或刑事责任主体。在自动驾驶汽车自主控制状态下发生交通事故的,其生产者、使用者和其他人员难以按照我国现有刑法的罪名定罪处罚。除非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刑法有专门的规定,驾驶位人员不接管汽车或接管后无力改变交通事故结果的,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或其他管理过失犯罪。驾驶位人员的注意义务是阻止自动驾驶汽车自主控制下发生交通事故,其注意义务不应过高。允许的风险、紧急避险理论不能为自动驾驶汽车紧急路况处理算法的生产与应用提供合法、合理的解决方案,生产者遵守算法安全标准仅可以使生产行为合法化。鉴于现行刑法不适应自动驾驶汽车应用的特性,我国应当建立以生产者全程负责为中心的新刑事责任体系,使之在自动驾驶汽车生产和应用两个阶段承担安全管理责任,生产者拒不履行自动驾驶汽车应用安全管理义务且情节严重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行为犯可以构成结果加重犯

承认行为犯可以构成结果加重犯,是行为犯发生现实危害结果时的必然归宿,是我国刑事立法实践的初步概括,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在要求。     

大学生消费行为与家庭背景的关系——基于在杭高校的调查

当今大学生是一个庞大而特殊的消费群体,在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他们的消费心理、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等也不尽相同。然而,由于大学生还未迈入社会,他们的经济主要来源于家庭,是纯粹的消费者,属于＂寄生型＂消费者。本文主要通过对当前在杭高校大学生消费现状及其家庭背景的调查,分别探讨他们的消费行为与其家庭背景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     

当事人询问在行为保全程序中之构建

当事人是案件过程的亲历者,是事实认定的最佳信息来源,其陈述助益真实之发现;当事人与案件结果具有最密切的利害关系,是最差的证人,其陈述阻碍真实之发现。鉴于当事人对案件真实发现正反两面之功效,向来以正确而慎重裁判之达成为目的诉讼程序,将当事人询问规定为补充性证据,并居于证据种类排序的末位。而在以简易、迅速而经济裁定之达成为目的之行为保全程序中,首先询问当事人既能契合程序固有的快速解决机制,又可以满足被申请人甚至案外人之程序保障,使得法官尽早掌握案件要点。因此,取消当事人询问之补充性地位,并置于证据种类排序的首位更符合诉讼目的。     

A Theory Matrix for Mediators

The author uses a behavioral perspective to survey theory that may be useful in mediation. He notes the lack of diffusion of knowledge of theory among practitioners and argues that mediators should pay more explicit attention to theory. He presents a matrix comprising the behavioral factors of perception, emotion,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rvention at the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of conflict and uses this matrix to organize and review some mediation theories. Several types of intervention theory are identified: integrated, generic, dialectical, developmental, and dialogical. The article closes by posing some outstanding theoretical issues and questioning whether current mediator training programs are adequate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