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追诉人清白身份的保护——以无罪推定为视角

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任何人,一旦被证实触犯了刑法都应毫无例外地接受法律的制裁。然而在罪行被最终确定之前,基于无罪推定原则,被追诉人享有身份清白的假定,亦毋庸容忍正当权利被剥夺和歧视。刑事法律被视为人权保障书,其本意就是通过限制公权力的恣意妄为来保证被追诉人的清白不受侵犯。     

论法人人格权

团体人格是用作区分团体有无民法上独立财产主体地位的纯法律技术工具 ,既无社会政治性 ,亦无伦理性。人格权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其保护的是专属自然人人格所具有的那些伦理性要素 ,不能以同等含义适用于团体人格。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等权利无精神利益 ,实质上是一种财产权 ,且不具有专属性 ,非为任何团体人格存在之必须 ,故法人无人格权。     

法经济学视角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因和意义

举证责任倒置是在程序法中对"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衡平,是一种给予在某些特殊侵权行为案件中受损害当事人的特殊法律救济方法.其实体法基础是在这些特殊侵权行为中民法上对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特殊规定,而其更深层次的经济原因却是由于行为人在行为中的注意成本合理与否所导致的.本文以初步的经济分析方法探究注意成本与行为人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结果对程序法上举证责任倒置的影响,然后在这个层面上分析举证责任倒置的根源,旨在提出对特殊侵权行为案件中受损害的当事人的原则性法律救济方法.     

论因第三人欺诈或胁迫而订立合同的效力

当事人一方因受第三人的欺诈或胁迫,与相对人所订立合同的效力,集中地表现为该方当事人、相对人以及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这里的"第三人"并非当事人一方与相对人以外的任何人,而是受到特定的限制。对于一方当事人受第三人欺诈或胁迫而订立合同的效力,应该采纳《荷兰民法典》所代表的效力模式,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合同一方当事人受第三人欺诈或胁迫的事实,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撤销该合同的条件。如果遭受欺诈或胁迫的一方当事人受有损失的,可以要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其全部损失。     

域外民事被执行人财产查明及借鉴

在民事“执行难”的法治背景之下,本文通过比较几个主要法域中关于民事被执行人财产查明的相关制度和规定,认为强化民事制裁措施、明确被执行人的财产释明义务和加强协助执行人的功能作用是提高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查明效果的三个有效途径。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法规,能够在现有政治经济架构条件下尽可能的缓解当前民事“执行难”的矛盾。     

邓恩伯格论私法体系及债权物权的区分

邓恩伯格将私法权利主要分为财产权与关于人的权利;其中财产权包括了债权与物权,而继承权虽然并非财产权,但也是财产移转的方式,因此也在此论述;关于人的权利则包括人格权与亲属权。与此相应,其私法体系由总则、物权法、债法、人法———亲属法、继承法五部分组成。他还将债权与物权的区分主要建立在客体的不同之上。可以看出,邓恩伯格比较忠实地继承了萨维尼所构造的体系。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土地征收中的意思表示

现行土地征收制度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意思表示在总体上表现出有限性、滞后性、消极性的特点。土地征收 相对人意思表示的制度模式大体上可分为强职权主义模式和相对人主义模式两种。我国应选择相对人主义的立 法模式,强化土地征收中的承包人意思表示。对承包人意思表示制度的具体构建,应从明确承包人是土地征收中 的独立意思表示主体,以及界定承包人意思表示的内容、形式、效力等方面入手。     

民法上的人及其理性基础

受康德、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法律主体被定格为“意志—主体—理性”的抽象图式。但是,理性人是为了完成民法典体系的构筑而通过法技术的抽象方法塑造出来的一个客观化的人像。因而,个人从本质上不同于民事主体。法人只能从经济的合理性而不能从哲学上寻找到法人纯粹是实证法上的规范结果,有必要对人与人之外的存在加以区别而给予符合人的处理。     

建立中央统筹的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兼与中国人民大学李迎生教授商榷

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利益,为了规避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个人的“经济人”消极行为,必须绕过户籍制度障碍,建立中央统筹的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国家机关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我国刑法规定国家机关是单位犯罪主体之一是欠妥和不科学的:一、民众不会要求将所有机关都列为单位犯罪主体;二、将国家机关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对机关职责、特征的误解;三、机关的性质决定其不会犯罪;四、机关不具备可罚性,处罚机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五、将机关列为犯罪主体有多种弊端。应该尽快对刑法第三十条进行修订,明确单位犯罪主体不包括国家机关,并应确立国家机关不被侵犯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