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具体人格权的法律探讨

民法理论对于支配权、请求权的划分 ,主要是针对物权与债权 ,而“支配”并非人格权的主要权能和基本特性 ,且生命权、身体权以及健康权的主要目的仅在于抵御他人的不法伤害 ,故其不属于支配权。而名称权、肖像权中的确存在某些支配性质的权能 ,表现为自然人对其名称、肖像在一定范围内的使用和利用。隐私权所保护的个人私生活秘密的范围和强度 ,要受公共利益、公众知情权以及社会观念的制约。     

信息时代公安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新建构

信息时代公安教育改革面临着培养目标、观念制度、操作规范等多方面的挑战.面对新时代、新需求,公安高校应主动建构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在目标上应致力于培养具有优良的主体品格、网络状的知识结构和复合型工作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公安人才.在具体建构新模式的过程中,应以开放性、包容性为指导观念,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的互融共生.在操作规范上,应加大对教学资源、管理制度、专业课程及教师队伍的信息化建设,同时要以科学与人文为主旨加强校园文化的整体建设.     

法治社会中法与人的良性互动

真正的法治由良法与良人两个因素构成 ,是在这两个因素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中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秩序。因此 ,真正的法治必须尊重人和充分发挥人的积极作用 ,包括允许执法者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     

对法律文书写作教学的几点思考

法律文书的教学必须从务实致用出发 ,以社会需要为目标 ,方可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此 ,教师必须改变目前写作课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 ,让学生在掌握法律文书写作方式的基础上 ,进行更多的写作实践     

自然人破产能力研究

自然人破产能力是我国当前破产法理论和破产立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在分析自然人破产能力的历史发展以及自然人破产存在的根源后指出：在我国,确立自然人破产能力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完善破产制度的必然选择。     

包容加重犯概念之提倡——以“杀害被绑架人”的犯罪形态为切入点

从犯罪形态来看,“杀害被绑架人”的立法属于包容加重犯。包容加重犯是在基本的包容之罪犯罪构成之外,又出现了能够被刑法独立评价的被包容之罪的犯罪行为,刑法规定以包容之罪一罪论处,并规定加重法定刑的犯罪形态。包容加重犯的立法具有利于实现罪刑均衡、便于司法操作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如何适用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绝对确定的死刑等一些问题。因此,包容加重犯的个别立法例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设置包容加重犯的立法也应慎重。     

权利能力与未出生者的民法地位

从“纯利益权利能力附停止条件说”来看,未出生者既不是权利主体,也不是毫无权利主体地位,而是“权利主体地位待定者”,待“出生”这一条件成就时,权利能力则生效至出生前。但是,在没有活体出生的情况下,则需依据“利益关联说”确立个体未出生者的民法地位,即未出生者是其父母生育权(或其母生命健康权)的客体。“两说”相结合,较为科学、全面地阐释了未出生者的民法地位。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体现了分权制衡的机理,其设计的目的都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确保公司作不背离股东目标的有效率的运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决策的科学与民主这一分立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反映了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结构设计存在的诸多缺陷,造成公司实务中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形式化,我国立法机关应尽快修改与完善公司法有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     

雾里看花:自然人破产之争

是否规定自然人破产,是破产立法过程中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支持论的各种观点缺乏社会性关注,带有很大程度的臆断性;批判论的分析思路值得肯定但缺乏充分性.自然人具有破产能力属于一个自然法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现阶段有必要选择自然人制度.是否引进,是一个社会政策性的而不是一个法律技术性的问题.就目前社会经济文化法制条件看,我国还不适宜规定自然人破产特别是消费者破产制度.     

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负责的法理正当性——从法人组织体说的局限性及其超越之路径展开

董事为什么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是一项必须在法人本质论学说下进行学术探索的工作,而当下的法人组织体说无法为该论题提供正当性依据。在区分作为制度分析与建构支架的理论逻辑基础的法人本质与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法人本质这个前提下,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负责的命题不能从其他法人本质论的学说获取立论根据,只能算作法律的特殊规定。为了阐明该特殊规定的法理正当性,有必要超越法人组织体说的局限性,探求法人本质论层面之外的论证根据。从经济分析的方法来看,该特殊规定表现了帕累托改进效应,其说服力因之得以增强,可作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负责的法理正当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