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vestigation and Trial of Criminal Offences in the New Century – The Need for a Radical Change

This is the text of the Liverpool Law Review Annual Lecture 1999. Mr. Justice Hooper speaks about the need for a radical reform of the practices and procedures and rules of evidence in the Criminal Courts in England and Wales. Radical reform is needed at all stages of the process including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the pre-trial stage and at the trial itself. Substantive law reform is also long overdue and there is a real need to consider a new approach by the adoption of a comprehensive criminal code. This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online in August 2006 with corrections to the Cover Date.     

论技术侦察及获取证据的法律适用

技术侦察是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以及犯罪的智能化、隐秘化和组织化而出现。刑侦实践证明 ,运用技术侦察是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有效而且必要的手段。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技术侦察加以规定 ,因此对技术侦察手段及获取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诉讼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 ,技术侦察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 ;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效益 ,更有效地发挥技术侦察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立法应明确规定技术侦察是一种法定的侦查手段 ,并对其适用原则、条件和程度作出具体规定。     

谈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人才高消费”现象

高校毕业生是国家用有限财力培养出来的人才 ,应该充分发挥其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毕业生在就业时应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合理安排使用 ,做到人尽其才。目前 ,在实际中却出现了“人才高消费”现象 ,我们要认清其产生原因和本质 ,努力实现毕业生的合理安排 ,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浅析犯罪构成理论对侦查取证的影响

侦查取证以刑法的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为指导，围绕刑法的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的需求展开工作。犯罪构成理论直接指导侦查取证的进程，是推进侦查工作深入进行的实体法理论依据，为侦查取证工作的对象、内容和指向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侦查取证的结果则成为犯罪构成理论适用的基础和依据，犯罪构成理论能否得到全面的诠释依赖于侦查取证的结果。现行犯罪构成理论存在不足，导致侦查取证人员的思维倾向有罪推定，片面搜集证据或证据移交不全。     

浅谈计算机犯罪现场勘查

计算机犯罪是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犯罪 ,其犯罪现场是不可见的 ,具有潜在性、后发性的特点。要做好此类犯罪的现场勘查 ,必须充分掌握其现场的保护方法、勘查方法、证据的收集等。     

测谎结论证据价值分析

测谎结论对案件事实具有明显的证明作用而具有证明力 ,但在我国因法律没有明确赋予其合法性而不具证明能力。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赋予测谎结论合法性 ,将其纳入到刑事诉讼证据的体系中 ,明确规定其为认定事实和定罪量刑的依据 ;同时应尽快完善测谎技术、更新测谎设备和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论鉴定结论的系统化规制——以证据能力规则为视角

鉴定结论作为我国法定证据之一，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现有法律对鉴定结论的规定比较粗糙，司法实践中对鉴定结论的使用缺乏有效的规制。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通过对鉴定人与鉴定结论的限制，保证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事实证明，鉴定结论并不天然地具有证据能力，运用证据能力理论构建合理的规则体系能够保证合法有效地运用鉴定结论。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二重视角

《民事证据规定》的颁行使我国的民事证据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完善,但仍然存有诸多不足,其最显著者就是没有对民事证据法进行实体和程序上的划分,而这也是当前民事证据法理论研究所没有关注的。应对民事证据法进行实体和程序上的划分,并对二者进行理论界定。     

文本·实践·语境:公诉证据标准的现代性诊断

公诉证据标准与其他配套制度机制一同维护着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方面,在理论上,公诉证据标准并非一个独立的论题;另一方面,在比较法上,当今中外刑诉制度中的公诉证据标准也没有高下之分,均必须遵从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逻辑。西方法治国家的公诉证据标准辅证了这一制度逻辑。反观我国,当前承担公诉权合法性功能的配套制度机制尚不健全,导致公诉权的合法性只能依赖于较高程度的公诉证据标准和较强程度的犯罪控制能力。在此意义上,理论界对我国现行公诉证据标准过高的批评,似乎未中要害,急于降低我国当前的公诉证据标准,不仅缺乏程序制度基础,而且会挫动公诉权的有效性,并最终损及公诉权的合法性。     

论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的争点问题

刑法第311条规定之罪的罪名应当被确定为"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该罪侵犯的直接客体应当是:国家安全机关对间谍犯罪的侦查活动.该罪行为在时间、内容及程度上均有其特定性.该罪主体应当是特殊主体,其罪过形式应当是直接故意.在认定上,主要应当注意该罪与包庇罪、伪证罪及妨害公务罪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