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入镜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以公共场所的个人信息权益为视角

随着科技的发展,公民更加频繁地用镜头记录其日常生活。在公共场所,拍摄者有可能也将他人摄入镜头之中,构成了"无意入镜者"的情形。我国《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未将"无意入镜者"在公共场所中的个人信息权益与非公共场所的个人信息权益进行区分对待,无论个人信息是否属于私密,都可以得到保护。在"无意入镜者"个人信息权益与拍摄者权益平衡的问题上,应对我国《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告知同意规则进一步做出解释。公共场所本身的属性,意味着"无意入镜者"存在自行公开个人信息的可能。对于被认定为自行公开的个人信息,拍摄者无需再取得"无意入镜者"的同意。除此之外,在公共场所中,履行告知同意义务既应当像服务提供商或者公权力机构采集民事主体个人信息一样严苛,同时可以适用默示同意的推定行为的空间而无需取得"无意入镜者"的明示同意。     

行政法治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

本文讨论的基本命题是: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有效监督是行政法治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针对长时期以来我国抽象行政行为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监督缺陷,本文认为应该寻求根本的、长效的机制来解决问题,提出和论证了在进一步开展原有立法监督和行政监督制度资源的同时,引入司法审查机制,即将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扩大至非法源性抽象行政行为的领域,并在理论上分析了引入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法治”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继受及其意义

“法治”在当代中国逐渐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从中国具体法治实践看,无论在学界还是法律实践部门,尽管都在使用“法治”概念,但实际上是对大陆法系“法治国”或“法治主义”的继受,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何实现走出继受,建构起拥有自己发展个性的法秩序模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     

公民诉讼代理：立法者的艰难抉择

基于对公民诉讼代理弊端的考量,2013年《民事诉讼法》对公民诉讼代理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违背了实事求是和法制统一的立法原则,阻碍了公民诉权的行使。诚然,公民诉讼代理需要规制,但这种规制不能矫枉过正、因噎废食,违背法治精神。     

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的结构与困境

不同于既有的条件形式说、历史制度说,结构同样是影响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从结构性视角出发,以湖北省秭归县为研究对象发现,影响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的结构性要素可归纳为单元结构、利益结构、权力结构和规则结构等四类。其中,单元结构是自治重心需要下移的基础,利益结构是自治重心能够下移的核心,权力结构是重心下移后自治有效运转的关键,规则结构则是重心下移后自治正常运转的保障。但重心下移后的村民自治依然面临着新的结构性困境与挑战,如动力机制缺失、人才接续不足与再度被行政化。基于此,各地应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有针对性地破解上述难题。     

百年法治进程的基本逻辑与执政党角色——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24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法治工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本质特征。中国法治进程近代发端的特殊性在于其被动性和外在强制性,中国法治现代化面对的基本难题是其所遭遇的"矛盾的现代性":一方面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必须学习并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法治之路的曲折性。新中国建政之初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还是当代中国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它内在蕴含着"法治国家"的必然性。新中国法治建设在经历一定时期的挫折之后,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和正确领导,终于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正途,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全新局面,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向着"法治中国"战略目标不断胜利推进。所有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执政党之于中国法治建设所承担的领导者、设计者和推动者的伟大角色,亦归因于法治建设进程中执政党对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方法论的兼重与融合。     

执政党领导法治建设合法性分析

政治合法性是对价值正义性的一种承认,同时构成了对公共机构及其权力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标准。中国共产党在西方话语意义上使用合法性概念审视自身执政行为,彰显了高度的自信。对执政党主体地位和自身条件合法性的考察,是党领导法治建设合法性分析的前置性工作;而通过将"合法性指数"概念和权利-义务分析框架引入并运用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行为的合法性评价,则为系统深入地阐释中共执政行为的政治价值指向提供了科学标准和科学模式,为执政党领导中国法治建设注入了反思性向度,这是助力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法治建设事业进一步走向更大成功的重要理论拓展。     

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两种理解考辨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系,在学术界有否定性意见,问题的产生与源自苏联并影响中国的两种理论解读相关。一个是帕舒卡尼斯囿于“商品交换法学”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法的消亡原理,而否认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法律虚无主义;一个是维辛斯基强调法的阶级性而偏于意志论的法律工具主义。前者使社会主义国家趋于人治和以政代法,后者导致对法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其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最根本之点在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强调法律源于人类生产活动,并以其对生产力发展的正负面影响而使社会进步或倒退。马克思主义法学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一直在场,有必要从意义域角度总结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的得失。     

农村转户移民群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命题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由松动到局部试点再到整体改革探索,促推亿万农村转户移民陆续迁入城市,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进入为城市的发展输入了强劲的动力,助益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提速.但与此同时,新增的城市人口也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强烈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如何回应“户改”中新生社会群体的管理需求、切实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秩序并化解民意冲突,当为改革中的现实命题,对此,应积极导入现代法治理念、突破传统管理模式并构设民意疏通路径,通过实质公平指引下的利益配给、多元兼治与城乡联治结合以及决策民主基础上的矛盾化解机制,来实现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法治保障研究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从源头预防和控制社会稳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开展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在分析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完善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建立起与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相一致的法律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良性治理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