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提拔模式对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方向的影响

利用实证调查数据,通过交叉表分析,发现在提拔领导干部时,存在侧重考察"工作能力"与侧重考察"社会活动能力"两种模式,并且这两种模式对地方政府权力运行的集体决策的程度、为亲友用权、政府工作取向、决策偏好、政策执行取向有显著影响;通过探索性要素分析发现,领导干部提拔模式对政府权力运行方向的影响可以简化为"权力为整体利益服务"和"权力为小团体服务"两个方面;通过综合性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验证了探索性分析的结论,表明领导干部选拔模式确实会对政府权力运行方向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发现:在提拔领导干部时,若强调后备人选的"能力和工作业绩"及"口碑",政府权力将更多地偏向于为公共利益服务;若"背景和关系"、"跑官买官"因素发生关键影响,政府权力则容易演变成为小团体牟利的工具。     

完善北京城市应急决策指挥机制

应急管理的决策指挥机制分为先期处置、应急响应和应急结束三大流程加以规范。目前,北京已经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三加二"应急管理模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制。然而,北京目前的集中式应急指挥体系与分散化部门权责之间存在着冲突,决策指挥机构间的权限划分不够清晰;在应急信息管理中尚存在着制度导向的误区,在应急决策过程中缺乏专家参与制度。北京城市应急决策指挥机制应当强化应急决策指挥机构的权威性,建立统一的应急信息平台系统;重构应急管理中信息公开的理念、范围和方式;建立和完善应急决策指挥过程中的监督机制和专家顾问的参与机制。     

法官视角中的能动司法

能动司法是司法创造力的体现。在美国,这种司法能动的突出表现形式是司法审查权,通过多年的案例发展,美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司法审查体制。在英国,至今法院尚无对立法的审查权。但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有判例法传统,法官的司法能动性相对较大,在案件审理中,区分相似案件事实和不断发展法律规则是法官司法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法系的司法能动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我国,司法能动在审判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个案法官法律论证,其主线是政策考量与法律考量,也可称之为社会效果考量与法律效果考量。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与时代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科学指南,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也在实践中指导国家安全工作的开展。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提高治国理政水平、协同推进内外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需要,要更加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底线思维。     

社区服务刑刍议

在我国,社区服务刑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方式,可以避免传统监禁刑和罚金刑的一些弊端,可以达到犯罪人和社区的双赢效果,体现了轻缓化、非刑罚化的刑罚改革趋势,是完善我国刑罚结构的需要,是我国刑事司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刑法》中引入社区服务刑这一刑罚方式具有现实意义,但如何进行立法,有哪些现实困难以及如何解决,增设社区服务刑会有怎样的影响等,都有必要进行探讨。     

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关系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前途命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总体道路,它由四条具体道路汇合而成,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道路。     

关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新设想

近年来,全国各地要求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不断,虽然有些地方陆续进行了改革,但是由于改革正处于试验阶段,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着难点。原因在于制度上的障碍、利益集团的博弈、资源上的匮乏、政策上的阻碍等。我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实现公民身份的真正平等,注意改革的力度和顺序,在人事、教育、医疗等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剥离现行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和其他社会功能,促进户籍管理的法制化,建立城乡统筹、行政控制和市场推进相结合的体现平等和实现迁徙自由的户籍制度。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入地探析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其中对“现实的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论述,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