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

随着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现行的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制度逐渐暴露出很多不足和缺陷.这些缺陷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各国在司法审查实践上的不统一.一些国家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并不考虑仲裁地国对仲裁裁决效力的界定,即使仲裁裁决已经被相关法院撤销,这些国家也会承认与执行,从而造成实践中的冲突.其次,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制度无法充分解决“一裁终局”制度带来的问题,实体不公正得不到司法审查的救济.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研究述评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步探索出的一条反腐败模式。当前学界对关于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文本由来、形成脉络、理论内涵、内在结构、基本特征和政治优势等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同时,关于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研究,还必须要在研究视阈上拓展,展开外延式研究。     

肌成纤维细胞的研究进展及其法医学应用

肌成纤维细胞(myofibroblast)同时具有平滑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双重特性,在组织损伤修复中,肌成纤维细胞参与纤维化级联反应中纤维形成和细胞外基质重塑两个阶段。本文综述了肌成纤维细胞形态学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进展及其在皮肤损伤时间推断中的作用,以期为法医学研究提供参考。     

TRIPS视阈下中国专利权的刑法保护研究

相对于著作权和商标权而言,中国专利权的刑法保护起步较晚、标准较低,修订后的刑法典对于专利权提供的刑法保护与TRIPS协议仍有较大差距。在中国已加入WTO后承担TRIPS协议项下义务的视角下,全面反思了中国专利权的刑法保护体系,应检讨了现行刑事立法与TRIPS标准存在的四方面差距,完善中国专利权刑法保护。     

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侦查过程容易侵犯到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基本权利,西方国家都注重通过立法加强对侦查行为的制约与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就使得对侦查行为的制约力度大打折扣。因此,基于规制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和人权保障的需要,必须重塑我国的侦查制约机制。     

公司章程“排除”公司法:立法表达与司法检视

我国现行《公司法》中的"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从其规定"条款,消解了实践中公司章程"排除"公司法相应条款的合法性危机。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公司法中的"另有规定"条款之立法筹划与司法裁判问题学界少有系统性研究。从实现章程自治的制度初衷而言,未来公司法规则之修订应充分利用"假设交易"方法、"遵守反之则解释"方法与"单向缺省"方法重新塑构其中的缺省性规范,以进一步明确并扩展公司章程可"排除"的规则范围;同时,相关案件之司法裁判应抛弃公司合同主义的裁判路径和初始章程与后续章程二元界分的裁判标准,转而采用"目的性标准"与"公正度标准",以团体法标准从实质意义上判别公司章程"排除"公司法决议的效力属性。     

平等规范的审查标准与立法者的裁量余地——以德美两国为例

无论在大陆法系的德国,还是英美法系的美国,平等规范都是司法审查最为借重的依据之一。但是,由于平等规范与其它宪法规范相比更为抽象和空洞,它的具体适用问题也更显复杂。实践中,德美两国各自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审查标准去适应“平等”判断的要求。由于立法者的裁量余地是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它构成了贯穿平等规范审查标准理论发展的一条线索,是从理论上澄清平等原则审查标准之原委所不可逾越的部分。因此,有必要从立法者的裁量余地入手,对德美两国的不同审查标准进行比较分析,借助“原则”理论,从立法者裁量余地变化的原因的角度,对审查标准背后的运作机理进行解读。     

司法消极主义方法

司法消极主义是法院在宪法诉讼中对立法或行政实施宪法审查时采取的一种传统价值立场。消极主义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体现出来，即程序方法和实体方法。程序方法包含拒发调卷令等多种方法，实体方法则主要有司法节俭和政治问题两种。     

在历史、模式与理念之间——通过最高法院与宪法法院的合宪性控制

伴随司法之社会控制功能的增长以及合宪性控制机制的深度发展,在很多国家,“最高法院违宪审查”作为一术语在法律制度的概念范畴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宪法法院违宪审查”也作为一项专门宪政制度在诸多国家得到了良好践行。本文以最高法院与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为主线,从历史、制度与理念层面比较探讨这一问题,并分析我国的违宪审查问题,以求为建构我国合宪性控制机制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思维空间。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刑法合宪审查

刑法合宪审查是实现刑事法治、推进宪政进程的重要方面。刑法合宪审查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立足基点。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具有传统的法外入罪禁止机能 ,而且能够延伸出崭新的法内出罪正当化解释机能。我国 97刑法具有“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扭曲了现代罪刑法定的价值旨趣 ,导致了我国刑法合宪审查的机能缺损。只有在真正确认已成国际共识话语的现代罪刑法定原则、赋予其法外入罪禁止与出罪正当化解释双重机能 ,同时改革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才能建构有效的刑法合宪审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