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王国的叛逆者”——为英国妇女选举权而战的男性知识分子

本文着重考察男性女权主义知识分子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所起到的推动作用。男性女权主义先锋,顶住重重压力,"背叛"了男权王国。他们成为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发起人与推动者,并为之做出巨大贡献。从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男性妇女参政论者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活动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由"宪政"至"战斗"的历程,其指导思想也由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928年英国妇女最终获得平等选举权,这一辉煌成果中包含着几代男性妇女参政论者的不懈努力。     

论农村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

安全地权由相对权利强度、权利持有持续时间和权利保证性几方面所决定。农民地权常常是不安全的,与农村男性相比,妇女地权更不安全。妇女的土地产权不安全体现在家庭继承、村集体分配和市场交易等三种获得土地途径中。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一般意义上取决于,在土地产权交易不发达的情况下土地资源位置的固定性和妇女的婚姻流动性、集体土地产权拥挤性与妇女群体的弱势地位、以及影响村社土地制度安排的宏观因素及村社集体特征。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问题探讨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权的设置存在多元价值冲突的情形,基于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平衡需要,应当明确赋予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在上诉权的设置上,应当对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制,要求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必须有正当理由,而认罪认罚案件适用其他程序审理的则无需附加理由.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的正当理由主要包括...     

《监狱法》缺陷的另类解读——以罪犯服刑能力为视角

《监狱法》的适用为我国改造罪犯、保障人权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监狱法》也存有一些立法上的盲点,例如对服刑能力的规定就是如此。服刑能力是罪犯接受刑罚惩罚的能力,对一个具备完整服刑能力的罪犯实施惩罚是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的,但是,对于一个服刑能力有缺损的罪犯实施强制性改造则是非人道的、非正义的。我国对服刑能力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立法上还有许多空白之处,这就使得服刑能力成为刑罚改造实践中的一个盲点。     

浅析计算机犯罪取证与反取证

计算机犯罪取证主要围绕证据的获取和证据的分析。主要过程包括保护和勘查现场、获取物理数据、分析数据、追踪源头、提交结果等。计算机反取证就是删除或者隐藏入侵证据,使取证工作无效。反取证技术主要有数据擦除、数据隐藏等,数据擦除是最有效的反取证方法。从取证与反取证两方面分析计算机犯罪的特征,研究反取证技术的根源,可有效地保护国家信息网络安全,打击犯罪。     

论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

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是与民事强制执行权相对应的专属于执行债权人享有的一种独立的、基本的权利,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应以该基本权利为核心构筑执行债权人的权利体系。对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的保护前提是立法,关键是执法。     

法律行为框架中的股东表决权制度

表决权虽名为权利,但在资本多数决的股东大会决议机制下却分化为意思表达权和形成权两种性质各异的权利,而其原因在于股东大会决议行为的特殊法律行为属性和特殊法律效力,在于股东表决的不同性质——意思通知和单方法律行为,并由此导致对一系列关乎股东表决权制度的重新评价和审视,如表决权排除、类别股东表决、异议股东股份购买请求权以及资本多数决的决议机制等。     

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之论纲

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能够得到有关社会组织或成员的支援和帮助的一种法律权利.它是社会人道主义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现,也是减轻被害人所受犯罪损害的现实需要.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已纳入国际刑事人权保障的范畴,发达国家和地区较早地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援助体系,为被害人实际享有获得社会援助权提供了现实保障.我国目前尚未从法律上确立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也缺乏援助被害人的社会工作体系,只是部分被害人获得了某些"边缘性的援助"或者司法经济救助.因此,立法上明确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规范社会援助被害人的方式和内容,是被害人获得有效社会援助的制度保障.     

电子商务法中删除权的法经济学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企业、团体、个人都可能获取他人信息,而当代互联网的特性——海量的数据信息、快捷的计算速度以及巨大的储存空间使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尤为重要。国内外关于删除权的相关法律文本和司法实践已经有较多讨论展开,而从大国博弈、消费者选择和厂商行为三个视角对2019年电子商务法中有关删除权的合理性和前沿性做进一步探讨后,可开启另一认知路径。以法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原理进行论证分析后发现,我国需要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以确立删除权,而鉴于立法成本和紧迫性,可暂通过完善司法的方式,实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目的。     

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理性培育:实践逻辑与发展理路——以浙江省深化“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为例

当前我国语境下的基层协商民主尚处于民主政治运行的探索时期,有关社会风险化解、参与平台构建以及意识能力强化等方面要素仍不健全。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建构与执行的主要载体和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核心力量,必须加强对基层协商民主的现实主张。事实证明,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成长发育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发展历程。基于权力主导与权利本位互嵌整合的发展逻辑,地方政府应通过转变认知取向、寻求价值认同以及塑造公共精神等多维路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理性,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切实建立起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进而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