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强我国政府法制机构建设

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坚持行政监督,是政府工作必须遵循的三项基本原则。政府法制机构作为法制工作的载体,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大力加强和改进政府法制机构建设,即提高认识、健全机构、保障经费、增强素质、创新工作、强化职能,是加强对执法活动监督的重要组织基础,是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的关键环节。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学前教育立法中的落实

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应以明确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合理内涵为前提条件,以在立法中列举评判儿童最大利益的各项要素为重要内容,以建立程序性机制为重要保障。我国《学前教育法草案》还存在弱化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地位、评估儿童最大利益的考量因素过少、缺乏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程序性保障等不足。我国应当在学前教育立法中凸显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法律地位,明确儿童最大利益的评估标准与确定机制,制定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程序性机制。     

行政检查公民的住宅必须使用搜查证

公民的住宅权受到宪法保护,政府是否可以通过行政检查来限制这种宪法权利,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关键问题。行政检查与刑事搜查是不同的。相对于刑事搜查而言,行政检查的形式要件是比较简单的。既然行政检查和刑事搜查可能都会涉及被嫌疑人的住所,既然用检查证和搜查证都可以进入被嫌疑人的住所,那么两者就很容易被模糊界限而出现滥用的情况。如果行政检查不需要搜查证,那么警察是否还会刻意去获得搜查证?因此,降低行政检查的标准,就会出现以行政检查为虚、以刑事搜查为实的严重恶果。尤其当警察兼具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任务时,这种情况更难以避免。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涉税信息报送义务履行的规范化研究——基于我国《电子商务法》第28条规定的阐释

基于协助税收征管的需要,平台经营者应依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税务部门履行报送平台内经营者涉税信息的义务。我国《电子商务法》设置涉税信息报送义务旨在防范数字经济时代下税收征管的失灵、实现税负的公平负担。该法规定的平台经营者涉税信息报送义务面临履行主体过于宽泛、履行对象含混模糊、履行内容有待明确、履行监督效果欠佳等突出问题。有必要通过我国《电子商务法》施行细则,允许平台委托报送、降低初创型平台报送负担、建立跨境报送国际协调机制,以界分平台经营者职责;经由分层化管理平台内经营者与细分服务领域,以厘清该义务的履行对象范围;通过制定信息报送正面清单、明确报送部门、统一报送时间、流程和方法,以明晰该义务的履行内容;通过丰富事后行政查处机制与强化事前合规指引,以激励该义务的有效履行。     

在知识创新中加速推进经济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丰裕程度和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知识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将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因此,大力建构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新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大力发展我国的知识产业.大力加强知识资源管理,对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等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经济学思考

按生产要素分配实质上是按投入生产过程的各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进行收益分配,其理论依据是使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价值论和使用价值论为依据,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增强全民法律意识的基本途径

全民法律意识亟待增强。加强立法和提高立法质量,切实执法,开展“普法”教育活动,进行经常性的法制宣传,强化执法监督,提倡讲案学法,加强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等,都能有效增强全民法律意识。     

巴西开发不发达地区的重要举措

在开发不发达地区的问题上,巴西采取了诸如积极扩大筹措资金和投资的管道,坚持交通问题须先行的原则,实行移民垦殖的优惠政策,通过用发展工业的方式来带动后进地区农业的开发,积极寻求合资项目,加快后进地区的发展步伐,为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而做出迁都举措,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等重要措施,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可资吸取的教训.     

论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的入法途径

诚实推定权由纳税人财产权与人格尊严权衍生而来,在立法中加以确认有助于落实税收法定、践行量能课税和提高纳税人遵从度。诚实推定权借鉴了刑法上的无罪推定和民法上的善意推定,其基本内涵是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少缴税款嫌疑时,应由该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强度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我国应在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时,明确表达纳税人享有诚实推定权,同时准确界分纳税人的协力义务和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强调逃税行为必须具备主观故意的要件,合理限定税收检查权。诚实推定权入法将对税收征纳实践产生影响,提高现有“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认定标准,使纳税人的正当理由诉求更有可能被认可,对逃税行为的界定也将更为精确。     

Can We Blame it on Rio?

The Rio de Janeiro Olympic Games were the last major sporting event in a decade‐long cycle in the Brazilian metropolis. In the years leading up to the Rio 2016 Summer Olympic Games, the city's urban planning agenda was captured by the exogenous demands of hosting the quadrennial spectacular. This capture has exacerbated four tendencies that will pertain in Rio de Janeiro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consolidation of consumer sovereignty, restructuring of urban circulations, financialisation of urban territories, and securitisation of exce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