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利弊之议

严打政策是在社会转型犯罪剧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的 ,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但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和运动式运作方式 ,确实存在消极的一面。在更加强调法治的今天 ,我们应当将严打纳入法治的轨道 ,对严打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     

慎刑与严刑:中国传统刑罚的双重性格及其原因

中国传统刑罚制度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双重性格 ,即慎刑与严刑的对立并存 ,而制度层面的矛盾无疑来源于思想理论层面的矛盾。应该说 ,儒家思想和法家学说分别是这两种法制现象的理论源泉 ,但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以来 ,特别是儒家法律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制指导思想之后 ,恰恰是儒家的教化观和伦理价值的绝对化使儒家对法家的严刑主张的吸收成为必要 ,从而使这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制度和现象能够长期共存于中国古代法制中而并行不悖 ,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刑罚的双重性格。     

银行上市与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国有商业银行现代化改建的必由之路

法人治理结构是一种现代公司制企业组织管理方式。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以股份制改造并上市为突破口 ,实现产权多元化 ,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在此前提下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积极建设内部环境 ,在央行等外部环境的推动下 ,构建高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以提高银行效益和实力     

法律的人性关怀与刑罚轻缓化

人性就是人类基于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所产生的内在需要。人性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与资产阶级倡导的唯心主义私欲观、利己主义是不同的。实现人性的手段可以做价值判断，人性本身却没有善恶之分；人性不能得到满足是犯罪产生的终极原因，我们的制度设计应该尽量满足人性而不是压制人性；人性满足得越充分，发生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人们对刑罚的敏感度也越高；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方面的人性需求，在当今我国还需进一步满足，以便为刑罚轻缓化创造良好的氛围。     

关于误期损害赔偿金法律涵义的探讨

本根据实例探讨了误期损害赔偿金法律意义，结合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对比，论述了违约金的概念和特征、违约金的性质、违约金和罚金的区别。主要阐明了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国家，从实际运作来看，对违约金进行干预是必要的。法院应该减少不合理的违约金数额，使违约方从不得已而同意的、显失公平的高额违约金责任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这对维护公平、诚实、信用原则，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少年司法严罚刑事政策的形成、实践与未来

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在保护主义的理念下处理少年犯罪，曾经是美国的骄傲，也是其他国家效仿的范本。但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严罚刑事政策开始逐步占据美国少年司法刑事政策的主流，呈现出逐步背弃福利型少年司法传统的趋势。这种转变是在少年犯罪恶化与古典犯罪学派复兴的社会背景与理论背景下发生的，也是对少年司法理念的歪曲。少年司法严罚刑事政策的推行激化了少年法院存废的争论，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和日益深入的反思。     

我国台湾地区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修正

我国台湾地区在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了刑法典的修正,此次修正在废、改、立条文的数目、理论突破的层次等方面均为其历来刑法典修正之最。将其刑法典的修正按照从宽、从严的刑事政策两个角度进行归纳、剖析,分析相关的罪数理论、罪刑平衡的观念、“三振出局制度”的应用、重刑主义以及死刑的废除等问题,可以看出指导此次台湾刑法修正的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尚有阙如。     

警察行政处罚权的优化配置

警察行政处罚权是重要的警察权力，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确保公共安全的有力保障，其运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社会法治文明的发展水平。警察行政处罚权的优化配置需要通过重组警察行政处罚权职能、警察行政处罚权力配置法制化、纵向上减少行政层次并将权力重心下移、横向上加大处罚权的整合力度以及完善权责统一、事权一致的权力配置机制等途径实现。     

法律制裁的历史回归

探寻法律制裁的起源并勾勒其演进脉络,不仅可以透视法律制裁的发生机理,而且可以把握法律制裁的发展规律。法律制裁在历史长河中,不仅有线性的流逝,而且有循环的转化;不仅有各种法律制裁方式产生与灭亡的烙印,而且有同种法律制裁方式由轻至重又由重转轻的轨迹。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法律制裁方式由严酷走向轻缓:从摧残生命的酷刑最终转向以补偿和定纷止争为内容的纠纷解决,从而使法律制裁回归历史的起点。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定位及实现的路径选择

在司法领域,政策只能通过法律形式体现,法官的活动只应服从法律,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行政政策的特征,因此这一政策应当是立法政策,不应直接作为具体政策指导司法实践。将宽严相济作为司法政策存在一些弊端,因其不具有执行的标准,且政策的灵活性容易造成为执行政策而执行政策,难以避免权力的干扰。由于政策主体同样存在利益,因此应当有制度的约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样态应当是制度和法律。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和自下而上诱致性变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自上而下制定的,其实施更应注重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