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转型中公务员的法律意识

目前,中国正处在从人治文化走向法治文化的转型期,从法律文化转型的角度来看,公务员应该摒弃权力至上主义,确立法律至上意识;应该摒弃法律虚无主义,全面确立法的功能意识;应该摒弃法律工具主义,全面确立法的价值意识;应该摒弃法外特权观念,强化法的责任意识。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目前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     

论口供

口供作为刑事证据之一 ,在案件侦查和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 ,历来为广大办案人员所重视。本文拟对口供的概念、历史、现状、属性、举证责任等进行论述。     

公职人员责任体系研究

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理应尽职尽责地履行义务，否则就应受到谴责或制裁，这就是责任。公职人员承担责任的形式有：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赔偿责任和道义责任等。本文试图在深入剖析这些不同责任形式的基础之上，构筑中国公职人员的责任体系。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侦查与控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发生率不断上升,犯罪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国家税收流失非常严重,呈现出严峻态势,必须加强对这类犯罪的侦查和控制。为此,要大力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工作,加强公安机关与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协调合作;在侦查工作中,应及时调查相关企业的工商税务和银行资料并取证,及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和控制赃款赃物。     

形式正义:刑事侦查的程序价值分析

刑事侦查程序不仅应当具有致成自由、秩序等的实体性价值 ,而且应当具有独立、中立、平等、参与、科学等程序性价值或者说形式价值。我们在构建公正、科学的现代刑事侦查制度时 ,必须充分关注和考量刑事侦查程序的形式正义性     

论政府决策的责任追究

当前 ,政府决策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责任追究制。政府决策责任追究的前提是对责任的认定 ,责任认定的根本标准是政策决策是否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而责任追究的有效途径是将政府决策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司法监督制约范围之内。     

关于科技强警的哲学思考(上)——刑事侦查辩证法研究之三

在刑警队伍中实施科技强警的目标是提高和增强其战斗力,战斗力与战斗力因素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的范畴,提高刑事警察队伍的战斗力因素,增强其整体功能,就是实现强警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决定战斗力强弱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战斗力因素总和;一是对刑事侦查工作的主观指导.要想提高和增强刑事警察的战斗力,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防患于未然”的警醒与探讨——兼论我国刑法第306条的存与废

我国刑法自1997年修改之后,刑法第306条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规定就备受法律界尤其是律师界的关注,取消刑法第306条的议案屡次被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人认为刑法第306条属于职业歧视,导致职业报复现象的发生和法律的重置,使律师不愿代理刑事案件,造成司法人员和律师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影响律师权益的保障。笔者通过对上述观点的分析,提出如何正确对待和完善该条法律规定的建议。     

教师对学生性侵犯中学校特殊民事责任的比较法学思考

少数教师利用师生关系对学生进行性骚扰已成为严重威胁未成年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问题 ,学校及教育部门的雇主责任也成为法律中亟待解决的课题。无论是以无过失责任为原则的美国雇主责任制度 ,还是以过失责任为原则的德国雇主责任 ,就本质意义而言 ,性骚扰中雇主责任是由于特定的雇佣关系存在 ,体现一定价值判断的雇主与受害人自由利益之间的平衡关系 ,而二种责任制度的差异 ,根本之处在于其不同价值判断对雇主和受害人自由的态度 ,取决于相应利益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价值。从未成年学生权利为宪法上公民权利的高度、从保护未成年学生至高无上的自由权利出发 ,应建立起学校及教育部门在教师对学生性骚扰中的严格雇主责任。     

论刑法立法解释

刑法立法解释应当限于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颁布的专门解释,它应当与刑法草案说明、刑法解释性条文、立法解释性文件、立法解释性意见相区别。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限于刑法的重要原则、基本概念和检、法两家在某些问题上形成分歧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形,它作为刑法改进与刑法司法解释的中间物,其独特价值在于明确概念、澄清争议、统一司法。从完善的立场看,该种解释应注意必要、及时和规范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