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死亡、残疾赔偿金审判探析

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问题，囿于立法、司法解释不明确和矛盾、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赔偿能力低下、大多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困难等诸因素，在是否列入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及如何判赔问题上存在颇多争议。笔者在综合考察研究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审判实践的基础上，主张应当列入赔偿范围且应当全额判赔。但应当给原告出具风险告知书并尽可能争取调解解决。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後，如有财产的，全额执行；如无履行能力的，则应中止或终结执行。同时，对因中止或终结执行而生活极端贫困被害人及其抚养人应给予国家补偿救济或“低保”。     

对纯粹经济损失赔付规则的探析

纯粹经济损失是当今民法研习中的难点问题，由于表现形态各异，至今没有准确统一的概念。它同时涉及侵权法和合同法两大领域，导致很难获得赔付。然而这些不予赔付的理由并不充分，应该结合中国当前立法，采取适当的控制机制，在一定范围内承认纯粹经济损失的赔付问题。     

从“张金柱现象”到孙伟铭案的法学家“理性”——以媒体法治角色的社会责任担当为视角

孙伟铭案与张金柱案都是让社会各界大为震动的大案。媒体对张金柱案的密集报道还引发了民意求死的“张金柱现象”。而对孙伟铭案，媒体对孙伟铭及亲属在孙伟铭因为特大交通事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刑事死刑判决挤压民事赔偿过程中，采取给孙伟铭、孙林披“好人”、“善人”和“动人”等外衣，美化其“善意”、“伟大”或者受人尊重言行的民意求生的思路，试图将孙伟铭及亲属的保命型被动赔偿“塑造成”孙伟铭刑事案件的“悔罪积极”。这种过度美化孙伟铭及亲属的媒体报道，是媒体没有很好履行其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其在特大事件、重大事件中报道中的社会责任；而法学家在死刑判决下达后也站出来对判决结果进行“不理性”、“感情用事”的指责，对于这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应当给予纠正。     

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精神损害赔偿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目前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从我国民法的基本理论出发,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对精神损害赔偿主体应进行合理界定;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应从人格权、身份权以及国家赔偿等多角度做适度拓展;对赔偿标准应在理解立法原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进行正确把握。     

论刑事赔偿对刑事诉讼的救济

阐述刑事赔偿对刑事诉讼进行救济的科学内涵,阐明刑事赔偿救济刑事诉讼的具体范畴,并对刑事赔偿救济刑事诉讼的责任免除作了阐述。认为刑事诉讼的动态平衡被打破符合刑事追诉的认识论规律,刑事赔偿是对刑事诉讼进行救济的重要途径。指出被追诉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是刑事诉讼动态平衡被打破的标志,对遭受侵害的合法权益本身进行救济,实质是对动态平衡被破坏的刑事诉讼程序的间接的救济。刑事赔偿救济刑事诉讼的范畴包括侵犯人身自由权的救济、侵犯生命健康权的救济以及侵犯财产权的救济等。     

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法律制度与政策机制的建构创新——结合广东省相关实践考量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是实现森林生态价值、发挥森林作为生态环境建设主体作用的基本保障。我国生态公益林补偿历经由政策个别调整到立法普遍调整的渐进过程，且部分地方（如广东省）立法及政策试点实践已获得某些示范性经验。然而，相关政策法律机制还存在亟待解决的矛盾问题，特别是生态公益林补偿的投入与利益保障机制需要合理构建，这是全面推进生态公益林建设的关键。分析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与立法现状，结合广东省等相关实践考量，重在探索我国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规范及实施机制的创新思路。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分析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尽管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作指导，但理论界的争论仍然大量存在，在司法实践中仍然主要凭借法官的自由裁量断案，这与当前我国的法制发展要求显然不符。为此，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制定相应的参照标准，同时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法律学说知识论基础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制度追求之不同，源于各自的实证理论差异。基于对社会中人们的自利行为、知识分布和理性程度的不同判断以及判断上的强弱区别，他们理想的社会决策方式分别是哲学王式的集中控制和法治下的个人选择。     

狱内行凶伤害案件的特点及防范

狱内行凶伤害案件是监管安全的重大隐患。故此，必须建立信息化的狱情监测平台，掌控狱情变化；加大对罪犯特别是暴力型罪犯的监控力度，实施超前防范；主动进攻，强化对重点罪犯的监管与改造，减少行凶伤害危机；开展心理测试，强化不良心理矫治，修正罪犯认知偏差；提高监狱警察危机管理水平，建立长效预防机制，以消除事故隐患，确保监狱秩序的稳定。     

论行政规划中的私益保护

行政规划中的利益冲突，主要是公共利益与私益的冲突，两者的冲突体现为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必须加强对私益的保护。在当前，应当通过确立行政规划中的损失补偿制度和完善行政规划的救济制度来加强对私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