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人侦探业的两元价值看对其立法的必要性

私人侦探业作为一种服务行业已渐入人们的视野,它为纠纷当事人提供各类有偿的调查服务.一方面,缓解了众多当事人"举证难"的尴尬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司法机关减轻了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在调查中未经许可,擅自运用大量违法调查手段,对调查对象的隐私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构成严重威胁.解决私人侦探业这一社会问题的关键不是讨论其是否应该存在,而是应当怎样解决它的合法性问题.     

论监管机关的监护责任——以监管场所中的人身伤害为视角

由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被监管人员的人身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侵害.如何保护这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是我国法律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本文在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加强党政干部官德建设的思考

官德建设是关系到国家道德建设成败的关键。由于官德是社会的主体道德,是统治集团所倡导的道德模式,能对全体公民的道德建设起到示范作用。官德不治,是不可能施行出“德”政的,反腐倡廉就必然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官德建设纳入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之中,切实提高为官者的道德素质。     

论一般人格权

以自然人的自由、安全和人的尊严为标的的一般人格权系从具体人格权抽象而来 ,表现了近代法制观念从注重财产保护发展到更为注重自然人人格利益的保护 ,表现了司法裁判为顺应时代潮流而对立法的超越和突破。一般人格权为自然人人格关系的法律表现 ,其保护对象为自然人人格利益之总和 ,具有解释、创造和补充立法上明定的特别人格权的功能。一般人格权的民法价值在于对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尊重和保护 ,而法人人格纯为法律满足经济生活需要而进行的法律技术构造 ,故民法就一般人格权所作的规定 ,仅适用于自然人而不适用于法人。     

重建个人信用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人们是否普遍诚信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标志之一，目前，中国社会的个人信用状况不容乐观，失信现象非常普遍。造成个人信用缺失的成因，除了法治不完善、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等原因之外，传统儒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毕竟儒文化是中国社会的文化本体和文化根基，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影响着多数人的观念和行为。重建个人信用需要完善个人信用法治体系和个人征信体系，强化失信行为硬约束；此外，应多管齐下加强诚信教育，培育诚信意识和信用文化。     

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品德开发

品德是人力资源的社会和精神形态,是一种无形的人力资源。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当前人力资源开发中品德开发的时代要求。     

"国学"及其"传承与实践"之我见

"国学"是国家文化的渊源,是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是全民的"精神血脉"和"悟道之母"。传承先进国学思想与发展当代国学理念同样重要。而实践国学思想,有赖于全民的文化自觉。要使"国学之树"常青,需要把构建"当代国学思想体系"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并深深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使之真正生化为"民魂国魄"。     

民法典应如何安排人格权制度

应如何规定人格权 ,是我国制定民法典中的问题之一。人格权关系属于基本的民事法律关系 ,应当“入典”;然而 ,人格权关系在权利的得失变更方面 ,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又有区别 ,因此不宜“独立成编”。     

古代中国“天学”视野下的天命与法律价值革命

“天命”是古代中国“天学”中的一个极重要范畴。在“天学”视野中,“天命”观突出表现为“可知不可改”和“可知可改”两种。二者虽互为交叉,在古代中国却有不同的主流时段,并在法律价值上表现出截然相反的面目和内容。殷商之际由天象昭示的天命发生转移,法律价值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革命,即从“非人性”转向“人道性”。特别是天学视野下天命观中的“天德”之本,即“民之所欲,天必行之”的思想,使得法律价值于人性的关怀和生命的尊重有了理论甚至实践上的终极表达和保障。     

现代宪法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抑或共和主义?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宪法强调自由主义,以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为核心来型塑各种制度。然而在现代社会,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宪法面临着困境,其需要从共和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中国宪法强调共和主义,需要用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弥补其不足。现代宪法的理论基础应该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