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重新构建

刑事审级制度是一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构建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司法的统一性、正义性、终局性和权威性的实现。从刑事审级制度的重构目标———公正与效率平衡出发,刑事审级制度的设置应坚持职能分级、审判方便和案情轻重原则,在此基础上,重构我国的三审终审制。     

司法行为模式论——以行为理论为视角

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决定行为据以发生的权力在属性上的差别,而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则往往由行为对象所决定。正是司法行为对象的差异性决定了司法行为体系中存在着目的行为、戏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以及交往行为等不同模式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而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又决定了作为司法权构成要件的司法解释权、司法审判权、司法监督权与司法调解权等四项子权力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性。     

建立我国刑事速审权制度的思考

速审权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在我国存在适用的法律空间。然而,我国诉讼拖延问题严重,且当被追诉人遭受诉讼拖延时没有相应的救济措施,因此在我国确立被追诉人速审权尤为必要。我国可以在法律上明确赋予被追诉人速审权,并规定相关的制度来保障速审权的实现。迅速审判要求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必须摒弃一切不必要和不正当的耽搁,但同时也并不意味着为求速而草率从事,甚至违反刑事诉讼程序而从速。     

论医学人体试验中的侵权责任——以比较法为视角

当前我国立法与司法未对医学人体试验侵权责任与医疗损害责任加以区分,对其归责原则和因果关系也有不同认识。在美国,法院渐趋认可人体试验侵权责任为独立诉因,在过错和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则分别有主观说和客观说等不同的观点。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国将人体试验侵权责任作为一种特殊侵权,并区分治疗性试验和非治疗性试验分别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德国将人体试验作为一般过错侵权,并在涉及药品的案件中适用产品责任。荷兰将人体试验侵权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责任,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晚近的立陶宛《生物医学试验法》规定了人体试验侵权的无过错责任。我国应当构建独立于医疗侵权责任的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其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疫学原理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来进行综合判断。     

哈尔滨解放区对外侨案件的审理

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稳定政权的第一个国际化大城市,外侨人口众多,犯罪率高,法律纠纷量大。从1946年—1949年,哈尔滨解放区法院受理外侨刑民事案件分别为447件和813件,占其所受理的刑民事案件总数的8.3%和14.7%。法院在涉侨审判中以民国法律、解放区的革命政策法令、苏联法以及外侨的善良风俗作为审判依据,有效地解决了纠纷,维护了社会秩序。     

隐私权视野下的网上公开裁判文书之限

裁判文书的上网是落实审判公开的一项有力措施,但其对隐私权的威胁亦不容忽视。裁判文书的全文上网原则上应预先获得当事人的同意,当然,若裁判文书涉及公共利益,则隐私权也应受到限制。但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将裁判文书上网时,仍应对具有可识别性的个人信息和其他重要信息予以保密。被害人、证人、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应予特殊保护。调解书原则上不应通过网络公开。     

高校突发事件的特征及其应对策略

高校突发事件具有区别于其他突发事件的特征,如参与对象的特殊性、诱发因素的多样性、事件的迅速扩散性和后果的严重危害性等。当突发事件发生后,高校应当采取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实事求是、统一领导、团结协作、快速平息危机、总结经验教训等应对策略,以切实维护学校和广大师生的利益。     

《环境保护法》的前世今生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部法律的前身是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基础是1989年颁行的《环境保护法》。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虽然不是此次修法的直接文本,但其作为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领域的综合性法律,在奠定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基础的同时,也为后来留下了一些隐患,成为此次修法的争论的起因。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是此次修改的直接文本,这部法律的存废之争一直持续了20多年;在2011年年初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修法程序后,经历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修改草案两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修正案＂到＂修订案＂,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几个＂第一＂。最终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建立最严格制度的要求,确立了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的地位,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机制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Treating alcohol-related violence: a feasibility study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 prisons

Purpose: There is a lack of good-quality outcome evaluations of interventions for offenders whose crimes are alcohol-relat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are considered gold standard in treatment evaluations. Here, we report on a feasibility study for an RCT of an alcohol-related violence intervention, Control of Violence for Angry, Impulsive Drinkers (COVAID). Method: 115 adult male prisoners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to COVAID plus treatment as usual (TAU) or TAU only. Results: Most participants (84%) found COVAID useful. Reconviction data at six months were accessed for 109 (95%) participant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n violent reconvictions or all reconvictions at the six-month period, but at 17?months the COVAID group had 13% fewer people reconvicted for violence, and 20% fewer had reconvictions for any offence. Conclu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n RCT is feasible and provides parameters for designing a full RCT. Differences in reconviction between groups favoured COVAID and were clinically important.     

案卷移送主义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革命根据地就在刑事诉讼中形成了案卷移送主义的司法传统。在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颁布以后,案卷移送主义被视为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重要配套措施。在对抗制审判方式改革和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改过程中,案卷移送主义不仅由庭前移送发展到庭后移送,而且由司法层面上升到立法层面。尽管案卷移送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在案卷材料与法庭之间的联系没有被彻底切断的情况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必要性就会大打折扣。因为,案卷移送主义不仅导致法庭的非法证据调查流于形式,而且导致法庭难以排除受到辩护方质疑的非法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