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劳动法上雇用自由原则的公共政策例外:形成、实践与反思

公共政策例外是美国各州法院司法实务中形成的普通法例外,它构成了对美国传统劳动法上雇用自由原则的限制。该例外的适用,为那些因拒绝从事违反公共政策行为而遭解雇的员工提供了侵权法上的诉因。由于法院在适用该例外时对公共政策的涵义和法源存在不同认识,因而导致司法判决的不统一,对全面保护劳动者权益造成不利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当通过对法律的明文规定探求公共政策的法源,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公共政策例外在不当解雇案件中的适用。     

浅析反恐新形势下的舆论宣传新变化

近一段时间以来,暴力恐怖活动从新疆波及全国各地,而暴力恐怖分子则呈现单一民族、单一地域的特征。这种表象和本质错位的现实,给我们的舆论宣传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如何告知群众真正的恐怖分子是谁?除了民族、宗教、暴力恐怖,新疆还有什么?舆论如何引导民族与分裂脱钩,宗教与极端脱钩。     

土耳其对非洲战略与政策评析

人们往往以为是向非洲开放政策推动了土耳其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但该政策直到2005年才得到落实的事实,证明了隶属于土耳其总体对外战略的对非洲战略的形成才是真正的动力。土耳其对非洲战略是其总体对外战略三大支柱之大周边外交的一部分;因此,其优先次序相对较低,尽管其目标是以恢复和提升土耳其在非洲的软实力为核心推动土非关系全面发展,但也有间接服务于提升自身面对美欧时的话语权的功能。通过官民结合、全面动员,软实力先行带动土非关系全面发展,土耳其与非洲的政治关系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社会联系和相互了解日益深入,同时也得到了美欧的更大重视,为土非关系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刑罚轻刑化的法律价值与实践路径探析--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刑罚轻刑化是人类社会法律制度进一步关注人权和走向文明的体现。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笔者通过对刑罚轻刑化的法律价值与我国刑罚轻刑化的现状分析,着重从立法与司法层面将历史上重刑主义与轻刑政策加以比对和研究,以增强轻刑化观点的可信度与可行性,为我国刑罚轻刑化实践路径在制度构建层面夯实理论根基。     

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调整转型——2013年第1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今年1季度中国GDP增长7.7%,工业增加值增长9.5%,CPI上涨2.4%,与希望回升的预期相反,均比上年同期和上季度要低,但增长回落正是经济调整转型之机。M2余额超过百万亿元,不能仅从货币政策操作考察是否存在货币超发,而要深入一步,看看政府投资创造货币的特殊机制。房地产调控中的博弈,一方面说明政策设计存在缺陷;另一方面也与特殊的货币创造机制有关。撤销铁道部,组建铁路总公司,实现了组织机构上的政企分离,但经济上仍合在一起。以债务处理为契机,明晰产权安排和经营责任,进一步推进铁路改革。     

吸毒问题的公共政策选择

毒品的特殊危害性和吸毒行为发生的独有特点,决定了应该把吸毒者视为受害者和病人,那种旨在通过对吸毒者进行强制隔离戒毒、罚款、拘留或者刑罚惩罚来达到遏制吸毒人数增加、萎缩毒品供给市场的企图和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和得不偿失的。当前吸毒政策的调整方向,不是盲目照搬国外毒品合法化的做法,也不宜对大麻等软性毒品开禁,而是继续用美沙酮维持治疗方法替代罚款、拘留、强制隔离戒毒和刑罚,并且向全社会宣传普及该种治疗意义,扩大维持治疗方法的地域适用范围。     

认同视角下的土耳其对外政策

国家行为由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土耳其持有突厥、伊斯兰、西方和外来者等多重身份认同并推崇西方价值观,这些身份认同和观念对土耳其对外政策均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西方文明成员和欧洲国家是土耳其的核心身份,整体上决定着土耳其以西方为导向的对外政策,尽管这些身份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偏好和对外政策导向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东北振兴政策实践效果评价与政策启示——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全国比较

通过利用马奎斯特(DEA-Malmquist)指数计算得到我国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对比分析东北三省与全国各省的计算情况,发现2003~2007年我国东北振兴政策实践未达到理想效果,提出东北振兴政策的一个重点指向就是对技术研发与创新、资源节约和生产要素高效利用进行大力支持。     

金融危机后日本银行货币政策框架演变与启示

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对金融系统的冲击,日本银行采用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灵活调整货币政策框架的同时运用了大量传统和非传统的政策工具。文章主要从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三个方面考察了金融危机后日本银行从传统货币政策体系框架向量化货币政策体系框架的演变过程。日本银行的政策实践对我国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框架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全球治理视阈下我国外交的应对方略

全球治理是应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它的出现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的挑战。全球治理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它给中国的内政外交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影响。我国外交必须制定出应对方略: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与定位,统筹协调好大国关系,打牢同发展中国家互信合作的基础,推进周边区域治理,开展好公共外交,善用并倚重各种全球治理平台,参与全球化,推进全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