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稳定视野中的利益关系分析

体制转轨时期 ,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与组合 ,特别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分化 ,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具有双重效应。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应积极构建系统的利益协调机制 ,以机制的有效运作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实现和保持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和谐共进 ,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有序发展。     

公安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几个问题

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是新时期的必然要求,是建设强大的公安队伍和强有力的公安工作的客观需要。因此,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期性和紧迫性的关系;要反对形式主义,转变工作作风,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要增强时代感和针对性,使思想政治工作在加强的过程中改进,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情感召,力戒以训代教,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要重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形象和导向作用,不要把群众当成“第一对象”;要重视行政强调和规章制约,不应轻视理论灌输,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思维;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既要讲道理又要办实事;要围绕中心选准切入点,把思想政治工作结合、渗透到具体工作之中。     

转型社会的政治决策：期权博弈与公平均衡解释

在转型社会中,政治决策是拥有主要政治权力的行政主体,与反映主要群体利益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博弈均衡。现实的各种政治后果可以从考虑期权价值的延迟均衡和抢先均衡来说明,也可以表现为考虑心理动机的“公平均衡”。在如同海峡两岸博弈这样复杂的均衡组合中,作者推论存在可以称为“虚妄公平”的均衡概念。转型社会的各个主体因此必须寻求“真实公平”策略选择,才能实现真正公平的政治决策目标。     

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民族高校大学生德育教育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思想,为解决当前民族高校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问题指明了具体方向,找到了着力点,找准了突破口。民族高校应紧抓这个机遇,开创民族高校大学生德育教育新局面。     

家庭环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探究

家庭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境,它对家庭成员的思想影响具有基础性、持续性、深入性及情感优势性等特征。家庭环境中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深刻的影响。     

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与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

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是共生理论与系统理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全新框架体系,可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分析范式和理论依据。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个大系统中的共生体,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构建命运共同体。国际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即对立的统一。全球体系内部与中国周边体系内部的互相依赖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相互依存是指相互依存的双方都从关系中受益,而消极的相互依存是指任何一方对相互依存关系的破坏都可能给另一方甚至双方带来损失。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共生体系高级阶段的目标。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的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中国周边体系以实现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应成为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三个关键要素。我们应以此来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而建立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     

论新形势下钓鱼岛争端的解决策略——以法律手段为视角

中国对钓鱼岛之主权,有着充分的理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是中国对钓鱼岛争端的重大善意释放,然而时下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缔造的中日互信机制已面临困境。采用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势在必行,中国应作好充分的准备将钓鱼岛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或司法解决。     

司法的中国特色

中国司法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本土化”与“普适化”碰撞和平衡的难题与困境.政治制度的复杂多样性、司法文化传统、国情、大国崛起的使命、政治主体的自决性等多元因素,决定了中国司法应当保持自身特色.与世界通行司法规律兼容,体现高效、便捷,满足民众实质正义的心理期待,维护社会稳定,捍卫国家主权,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是中国司法应当具有的特色.合理平衡和协调政治化的司法与技术化的司法、专业化的司法与大众化的司法、克制化的司法与能动化的司法,是打造司法的中国特色的重要路径.     

Elite and Everyday Social Contracts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Pathways to Forging a National Social Contract?

ABSTRACT

The Dayton Peace Agreement ended the violence in Bosnia–Herzegovina, however, it also solidified antagonistic political identities leading to the creation of two social contracts: an ‘elite social contract’ involving primarily political elites of the main ethnic groups and an ‘everyday social contract’ involving ordinary citizens trying to manage a complex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first social contract is hegemonic, however, alternative, non-nationalist views are slowly emerging. Grassroots groups, the surviving remnants of inter-ethnic coexistence, the integrating pull of market forces and the presence of a large diaspora all constitute resources for the creation of a resilient national social con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