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定位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 ,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的 ,但不同类型的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却是迥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普遍持悲观或谨慎态度 ,这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定位直接相关。在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初始条件” ,使发展中国家在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中注定要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构建环卫公共服务市场供给机制中的政府定位

提出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治理手段是实现环卫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关键。在新模式中政府扮演着三种角色,即市场规则的制定者、环卫公共服务的采购者、市场运行的监管者,通过运用价格、财政补贴、税收等治理手段,培育市场、规范市场、发展市场、监管市场,从而提高环卫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促进行业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和产业化的发展,解决城市垃圾处理的社会福利亏损和经济外在性问题。     

略论行政解释的定位及其规制

行政解释是一个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现阶段 ,我国在行政解释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 ,其中既有程序方面的问题 ,也有对行政解释本身的定位方面的问题 ;既有事前的行政解释权设定方面的问题 ,也有事后对行政解释权的规范、制约方面的问题。应从宪法、组织法到基本法律层面规范和完善对行政解释权的设定和有关行政解释权运作的程序性规定 ,建立一整套对行政解释权的监督、约束机制 ,并确立行政解释在法律解释制度中的合理定位 ,探索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合理运作、有效制约的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中地方政府的角色研究

当前我国已进入到一个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些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绝大部分发生于地方层面。实践证明,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与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过失行为密切相关。在公共危机事件前、事件中和事件后,地方政府应依次扮演“监管人”、“发言人”、“把关人”和“责任人”等四种角色。     

机动车犯罪防控对策——关于机动车强制安装卫星定位系统的思考

随着机动车犯罪案件数量的增多,犯罪手段的智能化、技术化、集团化趋势日益明显,公安机关的传统侦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遏制这类犯罪的需要,而追踪机动车的行动轨迹成为侦查此类犯罪的常用程序,故建议在全国机动车上强制安装卫星定位系统,以此来控制机动车犯罪.立法机关应当把“机动车上强制安装卫星定位系统”的建议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一技术手段的应用可能会触及公民的隐私权,但其社会的公益性远远大于个人的隐私权,而且公民的隐私权也能够得到有效的充分保护.     

论政府数据开放立法的路径及其选择--以《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为例

政府数据开放立法根植于开放政府运动,是政府数据开放顺利进行之基石。大数据时代,行政机关成为海量政府数据的产生者、保有者,如何让政府数据资源发挥其巨大价值,服务于公共利益,摆脱"束之高阁"的命运,政府数据开放立法的路径尝试不可或缺。不管是从权利基础,还是政策嬗变、适法依据,政府数据开放立法具有其内在的正当性。但基于法律的滞后性和稳定性,我国的政府数据开放出现了实践先行、立法滞后的局面。通过对《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可管窥政府数据开放立法路径的未来走向,因此应通过对贵阳立法实践的反思和批判,肯定贵阳的创新与可取之处,同时指明政府数据开放的功能定位,比较分析三种立法模式的利弊,厘清政府数据开放的关键语义,为政府数据开放从条例上升到法律提供参考。     

海峡两岸检察机关定位的比较研究

检察机关的定位是检察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海峡两岸的检察制度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但是,两地在进行检察改革时却面临着一些共同性问题。对两地检察机关定位的比较,可以揭示两地在检察改革时的差异和联系,这对促进两地司法改革经验的交流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我国监察侦查的学理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标志着我国反腐法治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剥离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机关按照《监察法》的内在逻辑对这些犯罪行使“调查权”,实质是将监察权引入刑事诉讼,监察机关对这些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实质是“侦查权”。按照刑事侦查一般原理,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全面法治化的推进逻辑,特别是刑事诉讼宪法化的内在要求,《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未来发展需要对监察机关“调查权”一并进行调整,要围绕“侦查权”双向落位重塑“调查权”,要做到授权与控权同时并举,进一步规范立案机制,完善侦查原则,优化侦查构造,规范侦查行为。监察侦查权的法治化,既伴随着再次修宪中检察权的适度调适,也伴随着《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相应一并修改时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适度拓展。     

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理论系统研究——以黔南州平塘县产业定位为个案

县域经济是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独特的区域经济,在统筹城乡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基于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由喀斯特式贫穷和山区资源环境等基本元素形成的经济特征,其产业定位理论客观存在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的框架体系。本文试图利用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结合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特殊的经济特征,对欠发达地区民族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理论进行探讨。     

政府在环境纠纷处理中的角色回归与职能矫正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环境欠账积弊日深,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升,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且形势日益严峻,不容忽视。环境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或得不到很好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偏差和职能错位。要杜绝因政府角色偏差和职能错位导致的合谋行为,就必须加强监管,矫正政府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角色偏差,进一步将职能从经济职能转移到社会服务上来,以保障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和环境治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