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的探讨

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与推进所取得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的刑事执法性质模糊、专业化程度较低、＂双主体多层次＂的体制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分配制度不利于调动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积极性等问题。建议在我国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单一的、专业化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适当减少行政层次,同时建立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     

关于建立我国社区矫正官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司法行政部门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监禁刑执行的主管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参与领导和管理社区矫正无法律依据,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无执法主体资格。建立社区矫正官制度,是以社区矫正官为中心,广泛动员其他社会资源参与社区矫正,既保证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以及刑事司法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又解决了社区矫正地域相对分散、人力资源相对不足的困难。     

论两型社会建设中新型社区警务模式的构建——以株洲市月塘派出所为例

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是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内容,创建新型社区警务模式对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有重大的影响。现行的社区警务运行模式存在警察服务意识不强,执法过程不够透明,警民互动不够等问题。创建新型社区警务模式应在警务公开机制、警务工作前移、提升警察服务理念、建立警民互动模式等方面开展工作。     

社区网络与社区治安——关于北京社区治安状况的一个实证研究

文章从邻里交往、志愿精神及邻里互助等三个方面选取了“社区网络”的15个指标进行测量。研究结果表明,A社区的社区网络密度高,社区的治安状况好,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也较好;B社区的社区网络密度低,社区的治安状况不佳,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不好。     

强省文化:建设文化强省的起点和归宿

强省文化建设是人的"建设",是对每个个体人文素质的启蒙和培养。文化强省的真义在于民众文化素质的强大,这种素质是包括以博大胸怀、批判精神和价值意义追求为特质的个体自觉。这种由个体担当的、内在的人文素质建设是建设文化强省的起点和归宿,其完成的程度直接决定着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进程和效果。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中的检察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中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从法律意义上肯定了社区矫正在我国试行的成功经验。但是,随着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推行,一些深层次问题也暴露出来。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所遇到的法律依据欠缺、缺乏介入机制等问题与上述深层次问题紧密相联,严重制约了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完善。通过一系列措施完善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对推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开展和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具有重要作用。     

论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对发展基层民主的促进作用

民主的实质是人民治理,是公民参与,发展基层民主必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公安机关是基层民主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和捍卫者,实施社区警务战略,既能有效维护社区治安,又能提升公民素质,提高其参政议政能力.大力推行社区警务战略,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棚户区改造与社区建设

文中从2005年开始,东北三省在实施振兴战略中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其缔造了＂棚改奇迹＂：不仅仅体现在居住环境的改善——空间布局的优化,也体现在社会环境的改善——社会生活的提升。试图从社区建设的视角下分析棚改的影响和成效,从居住环境改善前后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发生重大改观这一视角,探求棚改过程中社区建设之和谐发展。     

刑事和解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诉讼替代程序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初步探索,而现行法律对于刑事和解程序尚无明确规定,导致各地方在实施过程中标准不一、形式各异。为保证我国法制的严肃和统一,必须立足于我国法律传统和法律制度的基础,吸收国际刑事和解的理论与经验,从程序规范的角度对刑事和解进行分析,进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机制。     

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吸纳式供给”与“合作式供给”——以社区减灾为例

本文研究多元主体供给社区公共产品的合作形成机制。在社区减灾中,公共服务供给主要有吸纳式供给和合作式供给两种模式。通过对这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本文提出:政府对社会的总体性支配已经向政府、社会公私合作治理转变,不过,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服务存在不同模式,不同模式的选择取决于行政考核形成的压力环境、事权与财权的匹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