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精神：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在中国的当代表达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是改革精神。一方面,实践精神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精神,是邓小平改革战略的精神原点;另一方面,改革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特质和精华,当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改革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时代表达,在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我们继续秉承和大力弘扬。     

中国宪法研究问题域的区分与解释

中国宪法研究的相关成果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对这些问题加以审视,可以认为学术逻辑链条的断裂与跨越是导致问题的主因。如果从中国宪法研究所应关注的问题域入手,就可把问题域区分为"基本与内生问题域"、"扩展问题域"和"实践问题域"。"基本与内生问题域"主要解决中国宪法研究所要处理的概念问题,"扩展问题域"主要解决基本与内生概念内涵的丰富与拓展问题,"实践问题域"主要是对"基本与内生问题域"和"扩展问题域"的应用及在应用过程中对之进行调整和矫正。三个问题域的先后顺序与彼此关系构成了中国宪法研究所应遵循的学术逻辑链条,同时,也只有在三个问题域之间形成良性的动态关系,才会保证中国宪法研究的品质。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思想建设的传承发展及现实启示

党的思想建设攸关党的建设的最终成效。我们党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并且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党的思想建设理论。探索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发展历程,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经验,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高党的思想建设的实效性。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认真研究和总结这一时期的党的建设经验,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借鉴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经验,必须坚持把思想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的建设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坚持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主线,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党的建设的本质要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党内民主建设作为自身建设的重大历史课题,经过90年的艰辛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有着深刻教训。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党内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丰富发展党内民主理论,既是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实践需要。     

从实践思维向创新实践思维的自觉推进——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逻辑

在实践思维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改革开放中的内在矛盾,又使得中国共产党将实践思维发展到创新实践思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到1982年是实践思维起主导作用;1982年到现在是创新实践思维起主导作用。体制创新思维作为创新实践思维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主导逻辑。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只有立足于创新实践思维才能得到准确、合理的解释。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理论”的深层透析及其现实意义

"交往理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对交往进行了系统阐述,并首次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今天,我们重温"交往理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构建和谐世界,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刑事法中法条竞合

法条竞合表面上符合数个犯罪构成，但最终适用的只是单一规范，其他规范在评价及适用上均被排除，这种现象体现在规范上的关系就是：法条竞合既有犯罪构成的逻辑关系，也有犯罪构成的评价关系。法条竞合以具体犯罪行为为前提，因此属于罪数形态论范畴，是本来的一罪。法条竞合有特别关系和补充关系两种类型，其适用的法律原则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理探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又是当代中国“大众”的实际需要，它反映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观”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以传统的“主义”为中心转变为以民众现实的“问题”为中心；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深化研究“当代中国”“大众”的实际需要、根本利益和现实问题，以解决“大众”关心的重大的现实问题为突破口。     

双重制度逻辑与县级人大常委会的成长——一种新制度主义视角的解析

就中国县级人大常委会这个新组织而言，其运作和成长的制度环境主要是具有内在紧张关系的双重制度逻辑并存，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责任逻辑。因此，中国县级人大常委会的组织运作和成长是在平衡矛盾性的制度逻辑、应对制度环境约束中进行的。